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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波丹 |
让·波丹 (Jean Bodin,1530一1596年)是近代早期最杰出的史学思想家 ,出身于资产阶级之家,在政治上倾向“政治派”,在宗教上倾向加尔文教。他学识渊博,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通才。在其史学巨著《易于理解历史的方法》中,波丹探讨了历史的一般价值、本质、形式类别、总体认识、历史分期以及阅读史书的方法之类本体、客体问题,体现出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对史学最深刻、最全面的反思。波丹对历史的思考,直接启迪了近代西方的历史意识。
波丹的讨论路线是从历史的价值开始的。他认为历史具有任何学科都难以比拟的实用价值,其最大的功效是教导人们如何做人。他在开头便说:“尽管历史有许多用最高贵、最适当的赞辞对之加以美化的颂扬者,但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的赞词比得上说历史是‘生活的老师’更真实和更贴切了。”在波丹看来,哲学虽然也被一些人视为“生活的指南”,但它对逝去的事情沉默不语。而历史则不然,不仅可以用来解释现在,而且可以预测未来,人的整个一生都应该按历史的神圣法则来行事。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认为历史有无尽的益处,其中“最大的益处就是至少能激励一些人崇尚美德,能使—些人惧伯做恶”,青史留名是对一个人“唯一真正的奖赏”。此外,历史还有美学意义,予人以“轻松和愉快”。之所以轻松是因为历史无需任何特殊技能的帮助便可以被人理解,目不识丁者也可听懂它。愉快则从阅读历史时获得的美好知识中油然而生。
波丹进而讨论历史的本质和形式。他认为“历史是对事物的真实的叙述,它有三种形式:人类史,自然史,圣史。第一种涉及人类,第二种关乎自然,第三种涉及自然之父。第一种描述人的活动,同时指引他在社会中的生活;第二种解释隐藏在自然中的各种原因,解释自开端以来这些原因的演化;最后一种除开一切其他因素只记录全能的上帝和不朽的灵魂的威力”。 这样,波丹就把历史学科的地位提升到统摄人类的所有知识学科的高度,从而把史学的研究对象也扩展到人们活动的一切领域。
波丹认为历史的本质是对真实的叙述。波丹师法波利比乌斯,十分强调史学工作的求真精神,认为“历史非他,不过是真相的反映”,记述真相是历史家的唯一职责,对史实进行褒贬与夺是哲学家的任务,而非史学家的任务,他提出的要在历史著作中消除价值判断,被认为是兰克史学原则的先声。波丹认为,要促进史学发展必须对史料进行深入细致的考订,对史实作全面的分析与综合。他还提出了一系列鉴别史料和史实的原则,并对史家记事产生偏差的原因作了心理分析。 在波丹看来,波里比阿是古代最优秀的史家,因为波里比阿是他笔下事件的目击者,广泛使用了文献材料,熟悉政治和军事事务、记述罗马史却又不是罗马人,所以易于做到不偏不依。但他同时认为,波里比阿关于本民族和母邦城市的历史应另当别论。也不足为信,因为作者难免感情用事。他把修首底德、色诺芬、塔西陀与波里比阿列为同一类的一流史家,认为狄奥尼修斯、普鲁塔克等在记述国内政治事务方面是值得信任的,凯撒等人对军事以及外交事务的描述可信性强、狄奥多洛斯、斯特拉波等人关干其他民族风俗习惯的记载真实可信。波丹的史学方法和原则已由外形考订,达到对史料史实的解释和诠释,进入了对其内容鉴定的范围,这在西方史学方法论上具有开拓的性质。
在历史的总体认识方面,波丹的观点更显示其卓越的思考能力。从整体上说,波丹认为历史是进步的。他否定了人类在历史之初存在“黄金时代”的说法,认为那是“野蛮时代”;并指出,在通常所谓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中,人类如同原野和丛林中的野兽,完全生活在野蛮状态之中,后经过逐步演进,才进人今日的文明社会。波丹猛烈抨击了自古以来广泛流行的关于人类历史由金、银、铜、铁各时代依次堕落的历史倒退观,明确提出了各时代依次递进的世界历史进步观。在他看来,全部历史已表明人类社会是持续不断地发展进步的,他所处的新时代要比以前的时代进步,而将来的时代也必将超过现在这个新时代。这种对人类未来的进步的乐观主义,反映了文艺复兴以来,新兴资产阶级积极进取的精神面貌。波丹明确提出的进步观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它的冲击波随着历史的长河一直越过维柯、黑格尔和马克思,直到遇上了尼采、斯宾格勒及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才受到了阻力。
波丹在讨论影响历史进步的因素时,他提出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观点,认为地理条件决定了一定民族的性格。他自己对人类史的分期便是建筑在自然条件基础上的。他的历史分期把传统关于人类史总长度的六千年分成三个等份,每个阶段含两千年。第一阶段是天性爱好沉思的南方民族(北非、西亚民族)阶段,产生出哲学和宗教。第二阶段由温带地区的民族(地中海区域民族)领风骚,发展出良好的政府和政治。第三阶段的主角是寒冷地带的北方民族(日尔曼民族),他们是机械和战争艺术的发明人。波丹的分期有一定的经验事实作为依据,但幼稚和玄想之处显而易见,但他毕竟提出了中世纪以来的世俗历史发展模式,具有重大的启后作用。西方第一位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哲学家维科关于人类三个时代(神、英雄、人)的分法和19世纪德国哲学大师黑格尔的三段式(东方、希腊罗马、日耳曼)直接受到波丹分期的启发。启蒙时代法国著名学者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也受到波丹有关思想的直接影响。对于史学史来说,也许意义更大的是波丹从人的历史本身为人的历史规定一个统一发展模型的方法,它与比昂多的三段式一道为西方思辩的历史哲学开辟了方向。
此外,波丹还提出了囊括全世界、涉及人类活动一切领域的整体史观念,同时他注重历史比较方法,注重宏观考察,这都给启蒙运动时期伏尔泰等人的文化史观念及其研究方法提供了启示。波丹的理论对历史学的贡献是非常重大的。
从博杜安开始,法国史学的系统历史理论传统一直没有中断过,与波丹同时还有位历史理论家路易·勒鲁瓦(Louis Le Roy,1510-1577年)。他最有影响的著作是晚年写的《论事物的兴衰或事物的变迁》,该书集中表述了他的历史观念,是文艺复兴时期法国第一部关于人类文明史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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