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
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97年，第67页。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按其性质来说是属于个人主义的，他既不是一种信条，也不是一种哲学体系；它不代表任何一个利益集团，也不想把自己组织成一种运动。他只以受过教育的阶级为对象，这是人数有限的城市或贵族精英；不像路德或诺克斯那样，也不像后来反宗教改革的天主教那样，以没有受过教育的广大群众为对象。因此，作为历史的力量，它有明显的软弱性，而当某些人组织起来把它当作异端邪说或虚幻妄想加以压制时，这种软弱性就更加明显了。但是，它所代表的思想，它对人的经验的价值和中心地位——用今天流行的拉丁文来说，即人的尊严——的坚持，力量是太大了，他们一旦被恢复和重新提出，就无法加以永远压制。尽管在16世纪末要认识到这一点是困难的，但是未来站在它们一边。
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25页。
无论是共和制或是暴君专制，在这些国家的性质上存在着意大利人的早期发展的原因，这虽不是唯一的但却是主要的。正是因为如此，意大利成了近代欧洲的儿子中的长子。
在中世纪，人类意识的两方面——内心自省和外界观察都一样——一直是在一层共同的纱幕之下，处于睡眠或者半醒状态。这层纱幕是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见织成的，透过它向外看，世界和历史都罩上了一层奇怪的色彩。人类只是作为一个种族、民族、党派、家族或社团的一员——只是通过某些一般的范畴，而意识到自己。在意大利，这层纱幕最先烟消云散；对于国家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做客观的处理和考虑成为可能的了。同时，主观方面也相应地强调表现了它自己；人成了精神的个体，并且也这样来认识自己。
汤普森：《历史著作史》，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677-678页。
世俗历史家的出现最早是意大利写作上的现象，后来这类作品才遍及全欧，从一开始，这类史家的优越性就压倒其他各国历史家，这一点是引入注目的。产生这个重要事实的原因并不难找到。中世纪的教会在教育上虽占支配地位，但自从罗马帝国以来，意大利仍然有些世俗学校从未间断地保存下来。因此，能阅读拉丁文并用它写作的俗人在各代人当中都可找到。在中世纪的意大利，一直都有由医生、律师和公证人等形成的一个职业阶级，十二世纪，人们对医学和罗马法进行研究的兴趣增加了，从而又增加了这个职业阶级的人数。
再者，伦巴帝、皮埃蒙特和流行的政治体制也在鼓励世俗历史的写作。这是因为，在这些地区，大多数城市是独立的，或者说是具有共和政体的自由城市。在社会上占支配地位的是资产阶级；公职是选举产生的；地方争端和党派纠纷异常激烈，这使有思想的公民关心自己的城市的历史，因此地方史的编写就受到巨大推动。这个时代积极的政治影响到内政、外交和政治学说——这种学说从来都不是教条式的东西。文艺复兴时代的历史写作中的现实主义是突出的。在许多作家的著作中都可找到丰富的经济和社会情况的记述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布克哈特曾经说过，佛罗伦萨和威尼斯是统计科学最早的故乡。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的国家在整体上、经济上、或社会结构上都已经不是封建的了 ，只有教会统治下的各地区和那不勒斯例外。
古奇：《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上卷，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69页。
这种新精神在历史研究的领域内也获得了反映。这门新学科的最早的大师，佩脱拉克与簿伽丘，是近代历史学之父。然而，他们仅仅是业余研究者，而佛罗伦萨人布鲁尼才是史学家的完美典范；他是在原则上使用批判方法的第一个历史家。为了达到尽量摹拟古典作品的目标，布鲁尼和他的人文主义朋友不得不做死板的摹仿工作，不过，他们如果没有采取这个步骤，也就不可能取得以自然因果关系代替超自然因果关系的进步。
丹尼斯·哈伊：《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88年，第134页。
布鲁尼之后，写历史成为公众关心的问题，这在中世纪是从未有过的，布鲁尼把对历史的解释用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引起了日后一切政府当局的效法，这种作法在一定程度上一直延续到我们今天。当时需要描写的重大问题的特殊性，迫使历史学家们苦心思索文章的风格和结构——这点，我们从从十九世纪以来已适时地把它遗忘了。总之，布鲁尼把历史变成了一种严肃的东西。
汤普森：《历史著作史》，第705页。
在十四世纪，历史作家初次发现铭文、货币和勋章等作为史料的价值，古代精神以新的姿态出现。在这以前的整个中世纪时期，意大利人——甚至罗马人——不但对古代留下的纪念物漠不关心，而且还为了各自建筑的需要放肆地的把它们拆毁。历代皇帝建造的那些壮丽建筑物竟然被他们用作获取建筑材料的采石场。甚至到十五世纪中叶，尼古拉五世（1147-55在位）还允许承包商从科利西姆圆剧场取去两千六百车已琢磨成材的石料。对古典留下的建筑物在文化上的价值的正确评价发展极为缓慢。但丁面对维罗纳和拉文纳那些古迹似乎无动于衷。对古籍鉴赏精神的改变出现于十五世纪，到那时，收集谷物的活动才开始形成。1430年前后尼科罗·尼科利在佛罗伦萨收集谷物可说是这方面的先驱。罗棱梭·得·美第奇在他的宫殿中搞了个博物馆。在罗马，最早收集碑铭的是保罗二世在1457年开始的。他的继承者息科斯塔斯四世创建了卡彼托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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