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65-66页。
因此，一位拥有坚固的城市并且没有积怨结恨于民的君主，是不会受到攻击的；倘若真的有人想进攻他，一定会自取其辱，被迫撤退，因为人世间的事情是如此的变幻不定，对一个人来说要让他的军队什么事都不做专事围城整整一年，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许有人会说：如果人民在城外有他们的产业，现在看着它们在燃烧，对此他们将无法忍耐，而且长期的围困和他们的爱己之心将使他们忘掉他们的君主。我的回答是，一个强大勇敢的君主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要让他的臣民们看到希望，相信灾难是不会长久的，另一方面要让他们对敌人的残暴感到恐惧，同时又巧妙地防备那些在他看来过于莽撞的人们，由此他完全可以克服所有这些困难。另外，当敌人到来之际人们的士气依然旺盛并且决心进行抵抗的时候，敌人当然要焚烧和破坏城市周围的乡村；所以君主就不应该犹豫不决，因为几天过后，当
人们的士气已经消沉，损失业已造成，灾难终于临头，那就无从挽救了。由于在君主进行抵抗的时候，人民的房屋被烧掉了，他们的产业被毁灭了，显然他对人民负有责任，因而此时此刻人民就会与他们的君主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施与恩惠正如接受恩惠一样都会产生责任感，这乃是人类的本性。因此，对于一位英明的君主来说，如果他周密地考虑了所有这些情况，只要不缺少生活和抵抗所必需的财物，那么他在敌人的围困之下自始至终使他的市民意志坚定就不应该有什么困难。
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29-30页。
如果那些被征服的国家如上所述，习惯于生活在他们自己的法律之下而且是自主的，那么要想保有它们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摧毁这些国家；第二种是御驾亲临驻守在那里；第三种是允许他们生活在他们自己的法律之下，对他们收取贡赋并且在这些国家之中创建一个使之与你保持友好关系的寡头政府。由于这样的政府乃是由君主一手建立起来的，所以它很清楚若不依靠君主的友谊和力量它就无法站稳脚跟，它不得不竭尽全力拥护他。而以旦君主若想保持住一个习惯于自由生活的城市，那么借助于这个城市自己的市民比采取其他任何方法都更容易。……。因此无论是谁，如果他成了一个习惯于自由生活的城市的保护人而没有摧毁它，那么他就只有等着被它所摧毁；因为这个城市在叛乱的时候总是以自由的名义和它自己古老的典章制度作为借口，而这两者无论经过多长的时间或是施以恩惠都无法使人忘怀。除了使这个城市的居民四分五裂或是散落各方，否则不管你怎样做或怎样防备，他们都不会忘记那个名义和那些典章制度，而且一遇到什么意外的事件就会马上想起它们来，正如为佛罗伦萨奴役了百年之后的比萨那样。但是，由于一些城市或地区习惯于在一位君主的统治下生活，而这位君主的家族后来被消火了——由于一方面他们习惯于服从，另一方面他们又失去了旧日的君生，他们便既不会允许从他们自己中间推举一位君主，又不知道如何自由地生活。所以，他们拿起武器进行反抗来得很慢，而一位君主轻而易举就能够得到他们，而且可以牢固地维持对他们的统治。但是共和国就不同了，它有着更强大的生命力，更强烈的仇恨，更多的复仇欲望；对他们旧日之自由的回忆不会也不可能使他们平静下来，因此最稳妥的办法就是毁灭他们或者驻守在那里。
马基雅维里：《论李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18页。
无论对统治者还是对普通公民，其美德的标志是：他们必须为之奋斗的，不是自己的利益，而是公共的利益；不是个人的后代，而是共同的祖国。
马基雅维里：《论李维》，第291页。
一个共和国，在他的政治制度中，应该设立一种特别的制度，对公民们进行监视，以便使他们不能在善的掩盖下干恶事（例如打着反腐败的幌子，搞清洗政治异己的坏事），他们只能在做到政治自由有所促进而无害时，才能取得荣誉。
马基雅维里：《论李维》，第195页。
一个城邦国家决心要达到伟盛，就必须从各种政治奴役形式中解放出来——不论这种奴役是来自“内部”暴君统治还是“外来”的帝国的压迫。
马基雅维里：《论李维》，第402页。
伟人有着处变不惊的胸怀。命运纵有千变——让他们飞黄腾达，或让他们一败涂地——他们也不会改变，他们心如磐石，生活一如既往，使每个人很容易看到，命运的力量奈何他们不得。弱者的自处之道则不然，一旦遇到好运，他们便有虚骄之气，变得飘飘然，把他们得到的好处，归因于他们所知的德行。他们身边的人，就会认为他们令人不堪忍受，面目可憎。这取决于运气的变化莫测，一看到厄运临头，他们立刻就会暴露出另一种缺点，变得卑躬屈节。
马基雅维里：《佛罗伦萨史》，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51页。
因此，在我写的这部历史中，必然会充满这类昏庸的君主和如此卑劣的军队。在叙述这些事情以前，象我在开始就已指出的那样，有必要先把佛罗伦萨的起源说一说，以便把当时这个城市的情况弄清楚；应该弄清楚的是，经过一千年的辛勤劳动之后，佛罗伦萨竟然变得这么衰微孱弱，其原因究竟何在。
马基雅维里：《佛罗伦萨史》，第347页。
读者看了本书前一卷之后，可能认为我既然早已申明只写佛罗伦萨的情况，却把伦巴第和那不勒斯境内的发生的事情说得太详尽。既然我已经未避免这种写法，今后我还是不想避免这类离题的话。因为虽然我并非必须叙述意大利各国的情况，但忽略其中值得注意的事件却是不适当的。假如这些大事一概删除掉，不但使我这部历史将难以理解；而且读起来既不是很有教益，也不是很有趣的。因为佛罗伦萨不得不参加的那些战争多半是由意大利其他城邦或是君主的行动引起的；例如，昂儒的约翰和国王费兰多之间的战争，就曾使费兰多和佛罗伦萨人，特别是和美第奇家族之间产生严重的敌视和仇视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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