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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基雅维里:《佛罗伦萨史》,第231-232页。

    可以看得出来,在兴衰变化规律支配下,各地区常常由治到乱,然后又由乱到治。因为人世间事情不允许各地在一条平坦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当它们达到极尽完美的境况时,很快就会衰落;同样他们已变得混乱不堪,限于及其沮丧之中,不可能再往下将时,就又必然开始回升。就是这样,由好逐渐变坏,然后又由坏变好。究其原因,不外是英勇的行为创造和平,和平使人得到安宁,安宁又产生混乱,混乱导致覆亡;所以,乱必生致,治则生德,有德则有荣誉、幸运。因此,圣明之士已觉察到:军事上取得辉煌成就之后接着才是产生优秀作品的年代;各城邦各地区的伟大的军人必然是在伟大的哲人之前出现。武力既已夺权、胜利又已赢得和平,只有无可厚非地沉迷于文字著作中最能软化昂扬的尚武精神;在一个井井有条的社会里,也只有懒散闲荡具有最大危险性和欺骗性。当雅典派哲学家奥哲尼斯和卡尔内阿德斯作为使节来到罗马元老院时,卡托就已看出这方面的问题。这是因为,他觉察到罗马青年是如何热情地赞美他们、追随他们;他们知道,这样华而不实、懒散闲荡,会给国家带来何等危害;于是他就制定一条法律:不准任何哲学家进入罗马。各地区由于这种原因遭到毁灭。人们从覆亡的苦难中吸取教训,变得聪明一些;如果不是被特别强大的力量所挫败,他们还会从乱中求治。这些原因使得意大利先是在古托斯卡纳人,后是在罗马人的统治下,轮番处于幸与不幸之间。虽说在罗马的废墟上后来从未产生过任何可以和它古代的辉煌成就比美的事情(在一个组织得很好的君主国治理下,或许可能作出这样光辉的贡献),但在一些后来新兴起的城市和政府中却也出现了许许多多富有英勇气概和才智的业绩;尽管没有一处地方曾经取得对所有其他地区的统治权,但在它们自己当中还是很好地保持了平衡并调节了关系,从而能使人们在自由中生活,并能抵御蛮族侵犯他们的国家。

    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79-85页。

    佛罗伦萨所依以存在的政体,较之意大利和欧洲一般的自由国家,不仅复杂多变而且对于它们还发生了远为深刻的影响。它是一面忠实的镜子,反映了个人和阶级对于一个变化不定的整体的关系。象弗鲁瓦沙尔所描画的法兰西和法兰德斯的伟大的市民民主的图景和十四世纪德意志编年史作者的叙述诚然是极为重要的;但在思想的含蓄和故事的合理发展上,没有一部能和佛罗伦萨人的著作相比。贵族的统治、暴君专制、中等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受限制的和不受限制的民主、假冒的民主、单一家族的专权、萨沃那罗拉的神权政体和为美第奇暴君专制铺平道路的混合形式的政府都被加以描叙,因而历史扮演者的最隐秘的动机都在光天化日下暴露无余。最后,马基雅维里在他的《佛罗伦萨史》(到1492年为止)中把他的出生城市描写成为一个活的有机体,把它的发展描写为是一个自然而独特的过程;他是近代人中第一个具有这种观念的人。判断马基雅维利究竟是不是歪曲了历史并在哪些点上歪曲了历史,象他所写为大家所熟知的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内传——一个虚构的典型暴君的图画——那样,不是在我们研究范围之内。我们也可能从他所著的《佛罗伦萨史》的每一行找到某些可以訾议之处,但全书巨大无比的价值并不因此受到影响。他的同时代人和后继者,亚科波·彼蒂、圭奇阿尔狄尼、塞尼、瓦尔奇、维托利是一群多么优秀的人物阿!他们告诉我们的是多么伟大的故事阿!这里披露了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最后几十年的伟大而难忘的戏剧性事件,记录了当时世界上所能表现的最高的和最具有特色的生活的崩溃。这些卷帙浩繁的记载对于有的人也许象是一堆瑰宝藏珍,对于另一个人也许引起他对于豪华生活的覆灭的魔鬼般的喜悦,在第三个人看来也许象一个最后的历史审判;而对于所有的人它将永远是一个思索和研究的对象。永远扰乱这个城市的和平的一个祸害就是它对于象比萨那样的曾经一度是强大而现在被它征服了的对手的统治,持续不断地使用暴力是这种统治的必然结果。惟一补救的办法就是及时把托斯卡纳变作一个自由城市的联邦国家。这自然是一个极端的办法,而且也是除了萨沃那罗拉外,没有人能够说服佛罗伦萨采用的办法;就是他也只有在机缘巧合的情形下才能做得到。在以后一个阶段,这种在当时无非是梦想过去的计划曾经把卢卡的一个爱国公民送上了绞架(1548年)。由于这个祸端并由于佛罗伦萨不幸的圭尔夫派同情外国君主,造成不断对它进行于涉,终于产生以后的一切灾难。虽     然它的整个过去历史所教导的无非是复仇与消灭,它的令人尊敬的传教士却在人民中间培养起这样一种持续不断的高贵的感情,因而在意大利第一次树立了宽待降敌的榜样。对于这样的人民谁能不敬服呢?那种把爱国主义和新生的道德镕合为一的光辉,从远处看时,也许似乎是一闪即逝,但它的最好效果却在令人难忘的1529—1530年之围中重新发出了光辉。如圭奇阿尔狄尼当时所写的那些对佛罗伦萨发动这一袭击的人都是“蠢人”,但他自己也承认他们完成了似乎是使人难以置信的事情,而当他宣称聪明的人民必将逃脱这个危险时,他的意思无非是说佛罗伦萨应该沉默地和不光荣地在敌人手里投降。这固可以保存它的美好的城郊和花园以及无数市民的生命和幸福,但是比起它的最伟大最崇高的一次记忆来,这就很不体面。
    在许多主要优点方面,佛罗伦萨人一般是意大利人和近代欧洲热人的榜样和最早的典型;在许多缺点方面也是如此。当但丁把这个永远在修改其政体的城市比作一个不断辗转反侧以逃避痛苦的病人时,他恰切地比喻出了佛罗伦萨政治生活上多年以来的特点。那些认为把现存势力和派别联合起来,就可以人为地制造出一种政体的重大近代谬见经常在动乱的时候出现;就是马基雅维里也未能完全免俗。我们总是可以看到一些政治艺术家,他们想要用一种巧妙的分配和分割政权的方法,用一种最复杂的间接选举的方法,用设立名义职务的方法来建立事物的永久不变的秩序和对富人与穷人同样地予以满足或欺骗。他们天真地模仿古代并借用“清流党’、“贵族党”等政党名称而不以为怪。从那时起人们就听惯了这种叫法,并给它们以一种传统的欧洲意义,另一方面一切以前的党派名称则纯属于民族性的,或者代表不同的主张或者是由于偶然事件而得名。但是,一个名字对于增加或减少一个政治主张的色彩是多么有关系!
    在所有那些认为有可能建设一个国家的人们当中,马基雅维里是一个最无与伦比的伟大的人物。他把现存势力看作是有生命的和能动的,对于可能采取的方法,观察得广泛而精确,既不想自欺也不想欺人。他不矜虚荣和不尚浮夸,无人能及;的确他不是为一般群众,而只是为了君主和执政者,或者是为了私人朋友而写作的。对他来说,危险并不在于他冒充天才或在于思想体系的错吴,而在于他自己显然也难于控制的强有力的想象力。他的政治论断的客观性,其坦率程度有时令人吃惊,但它是危急存亡之秋的时代标志,在那个时代里,人们是难于相信正义或者别人有正义的行为的。我们如果从道德观点上来衡量而对他感到愤怒,那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我们自己这一世纪的政治家们是把政治道德理解为什么意义的。马基雅维里毕竟能够为了他的主张而忘掉自己。实在说来虽然他的著作,除了很少的词句外完全缺乏热情,虽然佛罗伦萨人自己最后把他看作是一个罪人,但他确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爱国者。尽管他象他的大多数同时代人一样,言行放任,但国家的兴隆始终是他的想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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