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普森：《历史著作史》，第706-707页。
这部著作（《罗马帝国衰亡以后的历史》）采取的“长远”观点和批判地处理史料的态度抢在吉本之前。甚至到现在为止，弗雷维阿·俾温多（比昂多）还没有得到他应得的评价。他的《罗马帝国衰亡以后的历史》一书是近代史学一个里程碑。关于这本书布克哈特曾说：“只有这部书才会使我们有权说这样的话：只有首先研究古代才有可能研究中世纪，这是因为首先需要的是头脑养成公正无私的历史批判的习惯。”
弗雷维阿·俾温多谴责佩脱拉克以大量轻蔑之词强加给中世纪，他强调从410年罗马被洗劫到文艺复兴时代欧洲历史的连续性。他是第一位从中世纪撰写的那些编年史中抽出中世纪史的作家，并认为中世纪本来就是一个历史时代。不幸的是，这个观点和教诲竟然无人注意，因而中世纪作为历史研究领域一直未得到应有的地位，直到吉本和浪漫主义运动才把它从埋没和受蔑视中挽救出来。尽管如此，弗雷维阿·俾温多在这部伟大著作中竟然还把史学批评建立在如此巩固的基础之上，以致后来意大利历史著作中的篇章中就从未重复出现那些荒唐的胡诌，如佛罗伦萨、威尼斯和米兰起源于特洛伊或其他古代城市等等，与此同时甚至迟至十七世纪，意大利以外的历史写作却仍充满虚构的故事。
叶·阿·科斯敏斯基：《中世纪史学史》，上册，长春市公安局印刷厂1986年，第67-68页。
在瓦拉之前，怀疑《君士坦丁赠与》一书伪造的说法就已出现丁。在瓦拉前不久，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开除了否定《君士坦丁赠与》一书真实性的马西略·帕杜瓦的教籍，并宣布任何怀疑其可靠性都是邪说异端。当时的好多法学家与其说怀疑这—赠与的真实性还不如说怀疑其法律上的重要性。他们说，这个赠与早就失掉了它自身的法律效力。虽然伪造的粗糙，一般的说却使人相信它，例如，但丁对教皇政权完全持批判态度，而且还把一些教皇送进了地狱，但仍然相信《君士坦丁赠与》的真实性，而且还痛惜这一文件对教会的悲惨结果。
只有瓦拉才首次明确地提出了《君士坦丁赠与》的真实性，并从头到尾对这一文件给予了批判。
叶·阿·科斯敏斯基：《中世纪史学史》，第77-78页。
大体上这就是瓦拉这篇著名论文（《君士坦丁赠礼的证伪》）的内容。如我们所看到的，这里有相当独特的风格：纯人文主义修辞的批评以长篇讲话的形式与非常精细和正确的意见相结合。这些意见事实上对该文件的伪造不保留任何的怀疑。当然，教廷所提出的任何论据都不能反驳瓦拉引证的事实。在瓦拉的某些方法的一切幼稚性的条件下，真正的历史和古文书批评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他建立的。但是在瓦拉能证实《君士坦丁赠与》的虚假以后，既不能阐明它产生的时间，又不能阐明编造这一文件的真实动机。
汤普森：《历史著作史》，第709页。
但毫无疑问，《君士坦丁圣赐辨伪》（De Constantini donatione declamatio）（1440年）艺术所作的考证产生了有如学术上的大地震似的结果。作为内证校勘的范例，发拉（瓦拉）的成就可以说是开创了下一个世纪整个伟大的文献校勘运动。
马基雅维里：《君主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0-101页。
究竟是被人爱戴比被人畏惧好，还是与此相反呢?我的回答是，人们也许想两者兼备，但事实上二者很难兼得，而如果必须有所取舍，那么，被人畏惧比被人爱戴要安全得多。因为一般地可以这样说，人们都是忘恩负义、变化无常的，都是骗子与伪君子，他们总是趋利避害而惟恐不及。正如我前面谈到的，当你对他们有好处，而又不需要他们做什么的时候，他们整个都是属于你的，他们愿意为你流血，奉献自己的财产、生命甚至子女；可是当你真的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却都背叛了你。因此，如果君主完全听信他人而缺乏准备，他终将灭亡。因为这种情谊是靠金钱而不是伟大与崇高的精神维系，它买得到却靠不住。而且人们冒犯一个自己爱戴的人似乎比冒犯一个自己畏惧的人更少顾虑，因为爱戴是靠恩惠这条纽带维系，而人性的恶劣，可以使他在任何时候，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惜将它一刀两断；畏惧则不同，人们会因为惧怕遭到惩罚而不得不对你有所顾忌。
然而，君主在使人们畏惧自己的时候，应当注意虽然不能赢得爱戴，却也不要被人憎恨；被人畏惧却不被人憎恨，二者可以很好地结合在—起。只要他决不侵害臣民及公民的财产和他们的妻女，就能够办到。而当他需要剥夺任何人的生命时，他必须有适当的辩解和明显的理由才能这样做。但尤其重要的是，他务必不要染指他们的财产，因为人们容易忘记父亲之死而不易忘记遗产的丧失。而且，夺取他人财产的理由非常好找，一个人一旦开始以掠夺为生，就总能找到侵吞他人财产的借口，可相反地，夺取他人生命的理由却不但难找，而且易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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