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高尔基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从革命发展中来描写现实。巴威尔、尼洛夫娜这样的革命者在当时并不很普遍，但代表着具有无限生命力的社会新兴力量，代表着社会的发展方向。愈来愈多的群众同情并参加了巴威尔所献身的革命事业。作品有力地展示了历史发展的总的趋势。

其次，《母亲》还充满革命浪漫主义——革命理想主义的精神。作家在这里充分表现了工人阶级的英雄气概和伟大理想；指明走向胜利的道路——和沙皇专制及资本主义进行顽强的斗争；并展示了美好的明天和壮丽的远景。作品中虽然写到了革命者艰苦的斗争，暂时的失败，但他们在伟大理想的光辉照耀下，却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人的命运》着重表现战争和人的悲剧冲突。这篇小说不同于40年代至50年代初期描写卫国战争的作品，它没有描述主人公在战争中的丰功伟绩，而是另辟蹊径，表现战争如何影响普通人的生活及其命运。小说通过一个普通苏联公民索科洛夫在卫国战争中的遭遇，真实地再现了千百万苏联人民在战争中经历的痛苦生活，反映了德国侵略者给苏联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作者由此表达了对战争的感受和对战争与人的悲剧性冲突的深刻思考。

首先，《静静的顿河》结构庞大复杂，但大而严谨，杂而不乱。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两条线索交织进行。既有变幻莫测的重大政治风云，又有刀光剑影的战场厮杀，还有诗情画意的哥萨克人的劳动场面以及独具色彩的爱情瓜葛，由点到面，逐渐扩展，规模宏大，画面广阔。

其次，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作品对中心主人公葛利高里挖掘深刻，发人深思；正面英雄人物写得个性突出；书中的哥萨克女性各具特色。小说中历史真人与虚构形象交融结合，辉映相衬，对历史人物，写得简捷明畅，大刀阔斧；对虚构人物，着墨细腻，色彩浓烈。

第三，作品语言丰富生动，独特的幽默风趣的哥萨克口语的运用，大量民歌民谣的引用，奇异的顿河大草原壮丽风光的描绘，洋溢着浓郁的抒情气氛。总之，《静静的顿河》在艺术上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首先，20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紧紧跟随社会历史发展的脚步。伴随着苏维埃的诞生，表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在苏联应运而生；在反对法西斯主义和争取世界和平的运动中，表现反战与反压迫的现实主义文学呈现兴盛的势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各国都出现了大批揭露法西斯罪行、歌颂反侵略斗争的作品。战后，当代西方现实主义博取其他文学艺术流派的养分，表现出作为一个真实地描写生活的历史的开放体系的强大生命力。

其次，20世纪的风云变幻和扑朔迷离的现实，引发了当代作家的怀疑、困顿乃至迷惘的情绪，也使当代读者的审美意识和思想情感方式发生巨大的变化。19世纪读者与作品之间的那种和睦信任关系已被打破。当代读者迫切需要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式认识和鉴赏当代人无限丰富的生活和无比复杂的处境和命运，因而只有多元化的现实主义文学和文学的多元化才能满足他们多方面的认识需求和审美需求。

20世纪现实主义在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得到充实、丰富和提高，获得新的内涵和意蕴，向着更高的多元化境界发展，表现出广泛兼容并蓄的开放性和不拘成规的艺术活力。

第三，20世纪大部分现实主义作家作品表现出“向内转”的趋势：从外在描写走向内在描写，从描绘形成人物性格、行为的客观世界走向描绘人物“内宇宙”的主观精神世界；思辨倾向越来越加强，见证意识日趋淡薄；世界不再是与“我”无关的独立存在，而是“我”感受到和体验到的东西。这种“第一人称”的视角在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初步运用的基础上，到20世纪得到进一步强化。

除了“向内转”的发展趋势外，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还从《人间喜剧》、《卢贡一马卡尔家族》式的整套小说向《约翰·克利斯朵夫》式的长河小说发展，从宏观综合性小说向微观分析性小说发展，并呈现出更多反映下层人民的生活，更多触及劳资矛盾，战争题材作品空前增多，视野扩大，思想深度加深，自传成分增强，象征手法和幽默幻想手法得到综合运用，情节日趋淡化，典型人物的塑造不再是艺术追求的中心等特点。

第四，20世纪现实主义作家大多数仍以人道主义为思想武器，但是20世纪的人道主义与宣扬理性的传统的人道主义也已不同：它认识到宇宙的相对性，否认绝对性；认识到人类面临灾难，文明的种种价值观面临挑战；认识到“上帝已经死亡”，世界变得荒诞；确认人的历史责任感，主张以和谐、平衡、稳定作为生活的准则、《永别了，武器》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控诉。

《永别了，武器》是对毁掉一代人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控诉。战争鼓吹者的那些“光荣、勇敢、神圣、爱国”的欺骗宣传，把无数青年召唤到了战场，但他们在战场上看到的是交战双方草菅人命地野蛮屠杀和一片混乱，“看不到任何神圣的东西。”罪恶的战争不但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毁掉了人们的美好爱情和幸福生活，而且摧毁了人们的理想和传统的价值观念，只留下精神上的一片废墟。在小说里可以看到，从军官、教士到士兵、百姓，都普遍存在着强烈的厌战反战情绪，而理想幻灭后的兵士，只是一群被驱赶到战场上为统治集团卖命的炮灰而已。他们没有进行积极的反抗，只有消极的逃跑和亨利式的“单独媾和”。这清楚地表明作家的反战倾向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平主义倾向。正是由于作家世界观的局限，他始终未能彻底解决个人与社会、战争与和平、生活与战斗、生与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徒有“人生是一场孤独的战争”、“胜者无所获”的悲叹。

彼拉盖雅·尼洛夫娜是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作品中的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都是通过她的感受表现出来的。高尔基生动地描写了尼洛夫娜这个普通工人的妻子和母亲的觉醒过程。像千百万俄国的劳动妇女一样，她在旧社会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她身受政权、夫权和神权的束缚。最初，母亲是一个胆小怕事、逆来顺受的妇女。宗教思想和传统观念的毒害，使得母亲变得温顺、胆小。

但是，在儿子和他的同志们的影响下，母亲渐渐懂得了革命的道理，逐步克服胆小怕事的奴性心理。在发生“沼地戈比”事件时，她冒着危险，高兴地替儿子送稿子给党的地下印刷所，她还要求和儿子一起去工厂参加群众集会。儿子被捕后，她主动代替儿子去工厂散发传单。当然，这时她参加革命工作，还是从关心儿子命运出发的。但是，通过革命斗争的锻炼，母亲的思想境界不断提高。“五一”节，母亲和革命工人一起走上街头。在游行中儿子被捕后，她又代替儿子宣传革命道理。“五一”示威游行的斗争使母亲的阶级觉悟进一步提高了。

儿子再次被捕后，母亲更积极地参加革命斗争，成为党领导下的地下工作者。她经常冒着生命危险，把报纸、“禁书”送到农村、工厂去。她广泛接触了劳动人民群众，更多地了解到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的痛苦，更深刻地认识到革命的意义。革命斗争不断增强母亲的革命胆略和才干。儿子在法庭的演说则加强了母亲对革命胜利的信心。最后，母亲在车站被捕时，表现出临危不惧的大无畏精神。这时昂然屹立在我们面前的尼洛夫娜已是一位坚贞不屈、勇于牺牲、坚信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无产阶级战士了。

母亲从一个胆小怕事、温顺柔弱的妇女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这是她自觉接受党的教育和积极参加革命实践的结果。母亲的成长过程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和无产阶级政党在教育改造人方面的巨大威力。同时也反映了20世纪初广大劳动人民革命意识的普遍觉醒。

巴威尔是作家着意刻画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他体现了俄国工人阶级从自发斗争到自觉斗争的成长过程。《母亲》一开始，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俄国传播，无产阶级的政党已经成立，在党的领导下，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巴威尔和地下党组织发生了联系，开始如饥似渴地攻读“禁书”，用革命理论武装自己。他开始意识到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剥削与压迫是他们痛苦生活的根源。

巴威尔团结了一批先进的青年工人，组成学习小组。巴威尔和工人小组的成员宣传群众，教育群众，也和群众一起成长。在“沼地戈比”事件中，由于巴威尔缺乏经验，斗争归于失败，巴威尔被捕入狱。

随着革命的发展，狱中斗争的磨练，巴威尔逐步掌握了斗争的艺术，出狱后，他继续领导革命斗争。在“五一”节示威游行时，巴威尔已经获得广大工人的拥护，他们宣传的革命真理已为群众所掌握。

巴威尔再度被捕。在敌人审判他时，他把法庭当作揭露敌人、宣传革命的讲坛，发表了义正词严的演说，揭露了剥削阶级的罪恶，宣判了剥削阶级和专制制度的死刑。这时，他已经成为一个有着高度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的成熟的革命者了。

巴威尔是无产阶级文学中最早出现的高大的工人革命家的形象，高尔基通过这一形象成功地概括了20世纪初俄国革命者的成长过程和无产阶级的优秀品质。

《静静的顿河》以中农哥萨克麦列霍夫一家的兴衰为主要线索，以逐渐走向毁灭的悲剧人物葛利高里为贯穿全书的“中心主人公”。葛利高里在历史转折关头，不自觉地卷入历史事件的强大漩涡之中，一直动摇在两个敌对阵营之间，这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和个人的主观原因的。

葛利高里出身于殷实的哥萨克中农家庭。中农具有两重性，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作为劳动者，他淳朴善良，热爱自由劳动，热爱土地家乡。劳动者的品性，使他向往真理和正义，追求社会主义新事物，所以他两次投身革命，和白匪英勇作战。但是，作为一个私有者和哥萨克下级军官，葛利高里在政治上具有小资产阶级左右摇摆的全部劣根性；他对真理、正义的苦苦探索，带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和严重的个人奋斗性质；尤其是对几世纪遗留下来的保守落后的哥萨克传统观念和偏见，以及哥萨克军官的特权思想，他一直顽固地坚持，不愿舍弃。这些又使他“倾向资产阶级”，因而三次投入反革命叛乱。

葛利高里在冰炭不容的敌对阵营之间动摇徘徊，在白军与红军中三进两出，竭力寻找一条超越革命与反革命的“哥萨克中间道路”——“第三条道路”。然而，哥萨克中农是没有独立的政治路线的。葛利高里顽固坚持“第三条道路”的结果，只能越来越背离人民，最后以自己的彻底毁灭而告终。葛利高里悲剧的实质，是在阶级搏斗尖锐化的革命年代，企图追求和探索实际上不存在的“第三条道路”的“理想”遭到彻底破灭的悲剧；是在艰难困苦的动荡时期，既要顽强地表现自己，又找不到自身的真正地位和道路的人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