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的小说不讲求故事的明晰性，人物性格的典型性，环境描写的具体性。小说一般不交代具体的地点，没有确切的时间，也不说明具体的社会背景。所有这些特点都是由小说内容的哲理性而来。在卡夫卡的感受中，世界是荒诞的、可怖的、令人痛苦和绝望的。卡夫卡小说中那种滞重、淡漠和沉闷的气氛，和这样的一个世界正相对应。为了更好地显示小说的哲理内涵，更深刻地表现世界的不可理喻，他习惯于采用以下几种艺术表现手段：

一是象征。卡夫卡常使用象征形象来表达他对社会关系的理解。二是荒诞。这主要是指那些表现在情节与人物行为上出现的违反常情与理性的情况。三是逆说。卡夫卡的小说并不止于荒诞，而且还运用了逆说或反论的手法。他所叙述的事情初看起来荒诞不经、自相矛盾，但其中包含着某种真实性。四是独特的讽刺。卡夫卡的讽刺主要产生于对现实荒诞性的揭示。五是平淡、拙朴、凝重而冷漠的叙事风格。

《变形记》是揭示现代人异化现象的代表作品。小说的情节似乎荒诞离奇。一家公司的旅行推销员格里高尔一天早晨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作品展开了他变成大甲虫后家人对他的厌恶、他的孤独和死亡。作品表现的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科技与工业的迅猛发展，降低了人的价值；社会的商业化和金钱万能的世风，淹没了正常的人性。物，变成了同人对立的力量，形成了物操纵人、奴役人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人实际上变成了非人。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就是人失去自己的本质，异化为非人的一种艺术表现。

《尤利西斯》在写法和结构上模仿荷马史诗《奥德修纪》，以象征手法写三位主人公在1904年6月16日从早晨8点到次日凌晨2时许，18个多小时在都柏林的活动和精神历程。作者把勃鲁姆和斯蒂芬比作尤利西斯父子，所不同的是，他们的互相寻找不仅是肉体上的也是精神上的。他们都是漂泊无依，备受挫折的人，最后终于在对方身手找到了各自精神上欠缺的东西。作者通过他们的意识和潜意识活动，概括了西方整整一代人面临的思想困惑和危机，反映了都柏林市民的生活和精神风貌。作者通过勃鲁姆夫妇和尤利西斯夫妇的对照，用古代英雄反衬了现代人在欲望驱使下的卑微、平庸和渺小。作者悲叹人性的堕落，但他对自己笔下三个“非英雄“的种种弱点，也多少持欣赏甚至夸耀的态度，这就使这部小说的内容表现出相当的复杂性。

在《城堡》中，卡夫卡通过象征的形象和荒诞离奇的事件揭露和批判了奥地利帝国的官僚制度。书中写到庞大的统治机构，高高在上、毫无效能的官吏，森严的等级制度和严重的官僚主义，对百姓进行威慑式的统治。

其次，小说在描写了官僚统治飞扬跋扈的同时，也表现了统治者们正走向没落与衰亡的景象。象征官僚专制制度的城堡已经不是中古时期那种雄伟威严的高城巨堡，它形状寒伧，虽都是石头建筑，可是“泥灰早已剥落殆尽，石头也似乎正在风化消蚀”。这个景象形象地表明专制统治已经到了衰亡的边缘。

《荒原》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死者葬仪”主要写荒原和荒原人的意象。第二章“对弈”把人类过去的昌盛文明与现代的破败丑陋加以对比，突出了现代人纵情声色、贪欲不止，因而丧失了有意义的人生，形同僵尸的可悲处境。第三章“火的布道”，总的精神是要通过宗教点化执迷不悟的人生。第四章“水中的死亡”，以腓尼基水手为代表，总结性地写出了那种情欲横流的必然结果。第五章“雷霆的话”，以“雷霆”代表上帝，忠告荒原上的人们，必须服从上帝的教诲，做到“舍予、同情、克制”，才能使荒原和自己获得新生。

《荒原》是诗人把他对现代西方文化困境的感受上升到哲理的高度，经过意识主要是下意识的融合所展示出的既有戏剧色彩又富于启示录式的内心独白。它以深刻的危机与超越意识去沉思西方文化的困境与出路，从而展示出一个失去了神性的世界的本真状态。

一是深刻地描绘了美国南方社会的变迁与时代特征，刻画出这个社会里的各种矛盾冲突与不同人物的精神面貌；二是不仅写了南方人，而且写了20世纪的南方现代人，写出了现代人所关心的问题，如异化、精神出路等，在他们身上的体现；三是在小说创作方法上进行了大胆的革新，把乔伊斯等人运用的意识流手法更推进一步，深入地发掘人物的内心活动，并运用多角度叙述方法来增加小说的立体层次，以“时序颠倒”、“象征”、“对位”等手法把现代生活的复杂性与神秘感充分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