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小说围绕金田小姐的婚事引起的风波，有力地揭露了资产阶级，批判了社会拜金主义风气。作者借猫之口，表达了对金钱势力和资本家的深恶痛绝。

其次，作品还有力地批判了明治政府的暴力工具——警察制度。作者通过笔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警察和侦察的议论，揭露了警察制度镇压人民、剥夺人民言论思想自由、草菅人命的反动本质。

第三，作品重点是写以苦沙弥为代表的日本近代知识分子形象，他们正直、善良，鄙视世俗、不与败坏的社会时尚同流合污。然而，他们又有着种种弱点，甚至不良的倾向。夏目漱石真实地再现了他们的生活，有力地鞭挞和嘲笑了他们的弱点。

一方面，从叙述角度来看。在这部小说里，“我”（猫）是虚构的形象，它不仅有动物的习性，也有人的思想意识。“猫”是叙述者、也是评判者，事事通过它的目光表现出来，起到了多方面的作用，因此，“猫”的见闻和议论就构成了作品的内容。另一方面，从结构角度来看。小说以“我”（猫）为叙述方式，以“我”的出生、流落苦沙弥家为开头；最后随着“我”误饮了啤酒掉进水缸淹死而随即结束。作品没有完整曲折的情节，也没有一般小说那样严谨的结构。正如作品初版序言里所说：“《我是猫》象海参一样，不易分辨哪是它的头，哪是它的尾，因此随时随地都可把它截断，进行结束。”

首先，泰戈尔的短篇小说具有悲剧的力度，悲剧的美。他的小说表现了以悲为美的诗意。如《摩诃摩耶》（1893），通过女主人公摩诃摩耶的悲剧，激起了人们对封建包办婚姻和婆罗门寡妇殉葬制度的愤懑。显示出悲剧的力度。

其次，泰戈尔短篇小说的诗意美，还表现在哲理的深度上。如《太阳和乌云》（1894）中，作者描写人世间充满着虚伪和不义，但仍有善良真诚的小姑娘吉莉芭拉，仿佛透过乌云的阳光一样，给人世间带来亮色，带来希望。

第三，泰戈尔短篇小说的诗意美，还表现在作品的抒情风格方面。这些作品并不以情节取胜，而以抒情格调为主，特别富有诗的情味。

第一，人物对话富有论辩性。小说中人物之间的论辩，与小说的题材有关，它写的是有争论性的社会问题。同时，作品主要塑造的是知识分子的形象。当时民族意识开始觉醒，他们对祖国、人民、政治、宗教、爱情、种姓和殖民主义等问题都十分关切，需要探讨，并发表自己的意见。这就形成了小说人物对话具有论辩性的特点。

第二，人物形象的鲜明对比。在小说《戈拉》中，正面人物之间，以及其他人物之间，也都是互为对照的。这就衬托出人物的不同性格。但作者的形象对照，主要是使作品中心人物的性格在对比中更为鲜明。

第三，优美的抒情格调。在《戈拉》中，泰戈尔把抒情、叙述和论辩融为一体。

作者把自己的满腔爱国热情灌注于所描写的人物和事件中。特别在表现人物内在的思想情绪时，泰戈尔更是充分发挥了抒情的才能，因而具有更加激动人心的力量。

首先，诗集充满哲理，但它又是高度情感性的，抒情味很浓。诗人对理想的追求，对人生道路的探索，都是通过内心感受来表达的，这使诗集具有迷人的魅力。

其次，诗集的另一特色是它的朴实性。诗集中的朴实性是通过诗与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东西相结合表现出来的；另外，诗集的朴实性还在于通过各种各样的比喻，使抽象的事物变得具体化。

第三诗集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是散文诗的优美旋律。诗人吸收了韵律诗所特有的重复和音节相同的原则，结合了只有散文诗才有的千变万化的特点，创造了自己富有内在节奏感的散文诗的韵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