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致用思潮】阳明心学对明代中叶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与意义，但在后来的发展中却日渐走向了空疏与清谈。与此同时，政治与社会危机的日益凸现，商品经济发展与市民阶层的兴起，社会结构与秩序的潜在变化等，又对儒家学者们提出了许多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崇尚“实学”，倡导“经世致用”的思想，开始在晚明思想界流播、践行起来。
所谓“经世致用”，就是反对学术研究脱离社会现实，强调把学术研究和现实的政治、社会联系起来。早在嘉靖年间，唐顺之就提出了“技艺与德岂可两分”的观点，并针对当时的边疆与社会危机，倡导学者对国计民生问题的关注。这种观念逐渐被一些关心国事民瘼的有识之士所认可，纷纷以倡导实学“救世”为己任，并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了一场“实”与“虚”的激烈论争。首先对清谈发起攻击的是东林学派。顾宪成、高攀龙等人看到王门“百病交作”，于是“起而救之，痛言王氏之弊”。他们批评阳明良知学说的空无与王学后人的“禅玄之风”，乃是“以学术杀天下万世”。
顾宪成、高攀龙的思想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一时儒者之宗”，在他们的推导下，奠定了晚明经世致用思潮的基础。一些学者从当世之时务出发，“引古筹今”，广泛涉猎理学道德性命范畴之外的其他领域，如政治、经济、军事、国家、民族、法律、教育、地理、风俗、人情、自然科学等，希冀能解决社会实际问题。诸如徐光启等对西学的借鉴与融通、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及其对自然科学的探究、方以智的《物理小识》、地理考察与私人修史之风的兴起等。之后的复社也继承了东林学派的“实学”传统，厌倦空谈，主张实用。复社领袖张溥就为复社规定了“兴复古学”、“务为有用”的宗旨，并以身作则，刻苦致力于实学的研究。复社另一领袖陈子龙，是徐光启的学生，亦是一位博学多能的经世名家。他不仅明确主张“实用”，反对“浮文”，还专门编定了《皇明经世文编》一书。
【顾炎武、黄宗羲与王夫之】明清易代的社会现实,对明清之际的学者产生了极大的触动与影响，他们通过对明朝灭亡教训的反思、总结,在承继晚明追求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基础上,进一步推陈出新，并将反思与批判的视角更深入地延展到了社会政治思想领域。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有顾炎武、黄宗羲与王夫之。
顾炎武(1613—1682),江苏昆山人。原名绛,明亡后,改名炎武,学者尊为“亭林先生”。他年青时曾加入“复社”,参加了反对阉党的斗争。后来因为科场失意,退而读书,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明亡后,他先后参加了苏州、昆山等地的抗清斗争,失败后弃家北游,以著述为志。
顾炎武治学严谨,反对空疏,恪守“崇实致用”的学风,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联系起来,着意探讨国家治乱之源和解决国计民生等重大问题。《天下郡国利病书》就是他早期出于“经世致用”目的而编纂的一部“叙天下山川形势及生民利病”的资料汇编。《日知录》更是他平生学术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是其“务实致用”之学的代表作。此外,他还作有《钱粮论》、《郡县论》、《生员论》、《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等7篇文论,都是他于明亡前后总结历史经验,针砭时弊的专门论述,也反映了他“经世致用”的治学宗旨。
在哲学思想上,顾炎武吸取了张载“太虚即气”的观点,反对程朱理学以“理”、陆王心学以“心”为宇宙本体的观念,他对“理学”与“心学”的批判主要是从学理的角度,通过“务本原之学”倡导“崇实致用”的学风。
在社会思想方面,顾炎武目睹明朝腐朽专制统治而终致灭亡的结局,产生了对君权的怀疑态度,认为“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矣”。在仍“尊天子之权”的限定条件下,提出了“收天子之权寄之天下之人”的主张,倡导通过“清议”来救正时弊,通过改革“生员”制度来选拔真正有用的人才。他的这种社会政治思想体现了一定的民主主义的色彩。
黄宗羲(1610—1695),浙江余姚人，号南雷,学者尊称为“梨洲先生”。早年的黄宗羲继承东林余绪,从事反对阉党的斗争,并成为复社的领导者之一。清军入关后,他纠合同志抗清,南明鲁王政权覆灭后,遂潜心著述。他对中国历史上的君主专制政体进行了冷峻的透视,写出了《明夷待访录》这部不朽之作,并创作完成了我国第一部学术史著作《明儒学案》。
《明夷待访录》系统地阐述了黄宗羲的社会政治思想。全书虽仅一卷,只有3万字,却涉及了中央政制、地方机制、教育、田制、兵制、财经、阉宦等多方面内容。尤其对封建专制政体进行了猛烈抨击,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命题,认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因此,君臣之间也就不能是一种简单的“君为臣纲”的专制关系。在他看来,“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君与臣应该是一种相对平等的、共同负担人民公共利害的“分工”关系。这种思想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无疑是破天荒的。他还提出了“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法治思想,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借以约束君主个人的“人治”。认为“学校”不仅是培养人才的教育机关,还要使它有效发挥“议政”的政治作用。这种激进的社会政治思想,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当时并未产生重大的社会影响。直至清末维新变法时,才为维新志士所接受,成为他们鼓吹民本思想与民权意识的理论武器,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思想启蒙运动起到了重要的启迪作用。
在哲学思想上,黄宗羲继承了其师刘宗周“理依于气”的观点。他对哲学之探究,更多是从“经世”的立场出发,通过对理学的反省与批判来纠正明末以来学术研究思想中趋于空疏的流弊。《明儒学案》便是这样一部开风气之先的学术史撰述，开创了中国古代学案体史书的新体裁。
王夫之( 1619—1692) ,湖南衡阳人，字而农,世称船山先生。早年曾参加复社,清军入关南下后,王夫之投身于抗清复明的斗争中，失败后愤然隐遁,潜心著述并取得了辉煌的学术成就。他一生着书上百种,共400余卷,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周易外传》、《张子正蒙注》、《尚书引义》、《思问录》内外篇、《噩书》、《黄书》、《读通鉴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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