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诃德的形象。在作家笔下，堂吉诃德是一个患“游侠狂想症”的人文主义者形象，这就使这个形象具有了喜剧与悲剧的双重性格。

在这黑暗腐朽、贫富悬殊的社会里，作者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不畏强暴，不恤丧身”、立志扫尽人间不平的喜剧性人物堂吉诃德。在小说第一部中，作者着重揭示了堂吉诃德性格中的喜剧因素。他带着幻想的骑士狂热，做出许多荒唐可笑的事情。骑士道在它产生的时代，本是一种严肃的道德规范，可是，犯了时代错误的堂吉诃德却要在现实生活中恢复过了时的骑士精神，因而使得他成了一个夸张的、滑稽的、喜剧性的角色。

但是，堂吉诃德又不是一个单纯的喜剧性角色。在他的荒唐行为中，倾注的是他锄强扶弱、维护正义、疾恶如仇、见义勇为的英雄气概。作者把他放在种种意料不到的场合，反复突出他醉心铲除人间罪恶的这一特点，从而展示出他性格中这一高贵品质：为了追求自己的正义理想而置自身危险于不顾，愿为社会而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与单纯的喜剧性角色不同，在主观上他又是一个带有悲剧因素的人物，一个有着崇高精神境界的“疯子”。

同时，堂吉诃德又是一个有着深刻的人文主义思想的人物。只要不谈骑士道，他在学识上非常渊博，对社会的批评，对战争、法律、道德、文学艺术的看法都具有远见卓识，闪耀着人文主义的思想光辉。他追求的是平等而无私欲的“黄金时代”，他渴望成为的“游侠骑士”实际上特是人文主义的理想人物。

堂吉诃德穿着古代骑士的甲胄，脑袋里装的却是人文主义思想；他手中提的是中世纪的长矛，进攻的却是火枪、大炮盛行时代的西班牙现实社会；他清醒时是一个学识渊博的智者，糊涂时又是一个乱冲乱杀的疯子。他时而清醒，时而糊涂，这些极为矛盾的现象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就构成了他的复杂、丰富的性格。

哈姆雷特的艺术形象。哈姆莱特是一个处于理想与现实矛盾中的人文主义者的形象。起初，他是一个充满人文主义理想的青年王子，对天地万物、人、社会都寄予了美好的理想。在他看来，人世间是一座美好的花园， “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那时他是一个“快乐的王子”。他以人文主义观念指导他的爱情和友谊。

其次，现实的丑恶和严酷打破了他昔日的梦幻，他的人文主义理想和信念破灭了。剧本一开始，世界便已“颠倒混乱，”人们噩梦连绵，惶惶不可终日。当亡父的鬼魂告诉他他的叔父是弑君篡位的凶犯时，他再一次受到极大的震动。现实使哈姆莱特对世界的看法有了根本性的转变，“负载万物的大地，这座美好的框架，只不过是一个不毛的荒岬；这个覆盖众生的苍穹，这顶壮丽的帐幕，这个金黄色的火球点缀着的庄严的屋宇，只是一大堆污浊的瘴气的结合。”至于人，“在我看来，这个泥塑的生命算得了什么？人类不能使我产生兴趣，虽然我从你现在的微笑中，我可以看到你这样想。”正是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造成了他行为上的犹豫，这就是文学史上所说的“延宕的王子”。

第三，哈姆莱特在复仇行动上的犹豫，从社会学角度上，是由于他所面对的社会邪恶势力过于强大，作为新兴资产阶级代表的哈姆莱特还不能胜任“重整乾坤”、改造社会的历史重任，因而他的复仇以及他的悲剧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但是，哈姆莱特形象的深刻、复杂性及艺术魅力还有待于在哲学和艺术层面上的阐释。残酷的现实使他认识到，人并不像人文主义社所颂扬的那样如神一般圣洁，相反，人的情欲在失去理性规范的制约后会产生无穷的“恶”，社会也就趋于“混乱” 。在理想破灭后的哈姆莱特眼中，人的心灵是阴暗污浊的，人在本体意义上是丑恶的。这种认识虽嫌偏激悲观，却有其历史的深刻性和艺术的概括性，因为这实际上隐喻了文艺复兴时期在个性解放的口号下人们“为所欲为”、一味放纵情欲带来的罪恶。哈姆雷特的犹豫不只是找不到复仇方法时产生的矛盾心理，而且是他感悟到人的渺小，人的不完美，人生的虚无时那迷惘与忧虑心态的外线，同时也是欧洲文艺复兴晚期信仰失落时人们进退两难的矛盾心理的象征性表述。哈的形象身上所表现的关于人性复杂、人性悖谬的思想，成了近代以来欧洲文学关于人的问题思索的基本指向。

《哈姆雷特》的艺术成就。在结构方面，作品展开了三条“为父复仇”的情节线索，使哈姆雷特、雷欧提斯和小福丁布拉斯的三条复仇线索相互穿插和衬托，从宫廷、深闺到墓地等场景都在剧中出现，而多种线索交织中，又始终主次分明，错落有致。

在人物塑造方面，作品中出现了一系列鲜明的形象，特别是哈姆雷特的性格丰富性及其内心的层层矛盾，使其具有特殊的魅力。

在语言上，莎士比亚表现了大师的风范。他将无韵诗体与散文、有韵的诗句、抒情歌谣等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