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回到奥斯丁的时候，使我感到无所适从的是这里的广阔自由天地。这让我难以适应。我竟然能随意驾车到任何地方，这使我感到困惑和迷惘。军事检查站哪里去了？要查看我的身份证的全副武装的士兵哪里去了？阻挡我前行的路障哪里去了？

　　离开了11年后，我回到了美国。在这11年中，我一直住在伯利恒的一个难民营里。伯利恒是耶稣诞生的地方。我不习惯能够自由行动，也不习惯走上几英里却没碰上军事检查站。

　　要适应奥斯丁的这种突然来临的自由还要花上一段时间。我得适应我不再是笼中困兽的这种感觉。在大多数时候，我感到完全茫然无措。我会在得克萨斯大学校园的石凳上坐上几个小时，注视着身边的松鼠和小鸟。看着眼前绿茵茵的草坪，我不禁热泪盈眶。

　　我的思绪又回到了伯利恒的难民营，想到了三岁的玛利安娜--那个可爱的邻家小女孩。她从来没有见过绿茵茵的草地和欢蹦乱跳的松鼠。她的生活空间不能超出伯利恒，囚困在军事检查站和路障之后。从玛利安娜的家到耶路撒冷城的距离还不到从我在奥斯丁城南的家到市中心的距离。但是，玛利安娜从没去过耶路撒冷，而且在近期也不可能到那里去。这是因为没有以色列当局颁发的特别通行证，巴勒斯坦人是不敢贸然进入圣城的，而要获得这种特别通行证又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我来说，要适应突然来临的自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是，更难克服的是恐惧和噩梦。当我离开伯利恒时，巴勒斯坦人民反对以色列军事占领的第二次起义斗争已经开展了两个月了。枪声、炮弹爆炸声和盘旋在头上的阿帕奇直升飞机的轰鸣声回响在我的脑海里。虽然我尽力想摆脱这些声音，但我做不到。这些声音依然在我头脑中鸣响不绝。

　　在奥斯丁，梦魇经常缠绕着我。我会梦见朋友被枪杀，梦见尸横街头和汨汨的血流。我甚至梦见自己也成了枪击的目标。我经常大汗淋漓地从梦中醒来，吓得再也不敢入睡。在白天，一听到警车和救护车的鸣笛声，我就胆战心惊。上空飞过的直升飞机也会使我心神不安。我得不断的提醒自己，这些经常都是民用直升飞机，而不是军用飞机。我还得提醒自己这些救护车不是赶去抢救受伤的示威者的。

　　环顾四周，我不知道是否已经有人意识到，甚至知道以色列军方用来轰炸巴勒斯坦无辜平民的阿帕奇直升飞机就是这个国家制造的！作为一个驻巴勒斯坦的作家，我经常去查看那些炮火轰炸后的断垣残壁，从中搜寻写作的素材。我仍然清楚地记得一位年轻护士的家。她家在伯利恒，离据说是耶稣降生地的马厩只有几英里。在遭到以色列坦克的轰击后，她的房子已被完全烧毁。我双手捧着坦克炮弹的碎片，看见上面刻着："亚利桑那梅萨制造。"

　　我想站在凳子上大声地把这个信息告诉走过购物中心的每一个人。在巴勒斯坦领土上对无辜平民施放的催泪瓦斯是在宾夕法尼亚制造的。直升飞机和F-16战斗机也是美国制造的。但是，在这个社会里，似乎没有人在乎他们所缴纳的税金支撑了一支杀戮平民的军队。这些平民和美国的平民没有任何区别。

　　我担心这个国家中人们的那种冷漠态度。我担心不知那一天美国的年轻人又会不知不觉地卷入了另一场越南战争--这一次却可能在中东，他们甚至连他们在那里干什么都不知道。于是，我们又会重蹈历史覆辙：在一场不必要的战争中，母亲将失去儿子；妻子将失去丈夫。我在过去九个月所作的演讲中一直在重复这一警告。可是没有人把我的话当回事。我不能理解为什么美国的年轻人，有着远大前途的年轻人，要到一场自己都弄不明白的战争中去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