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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都城临安依托长江下游和太湖流域发达的农业、手工业生产基础和极为便利的交通条件,在经历了南宋初年短暂的兵火破坏之后,很快就发展成为繁荣的大都会。宋孝宗时就超过了北宋杭州的人口,达到26万户,至南宋末年则有38余万户、 120余万口。临安比汴京的商业贸易更加繁荣,城中无论是繁华正街,还是偏僻坊巷,大小店铺, “连门俱是”。临安城中工商业的行业数量已经大大超过北宋,其中称为“行”的行业组织就有414个,这些行业或相对集中在一定区域,或分散在各个街市。 在宋代得到日益发展的镇和坊场，是乡村中的定期贸易场所,在经济上起着联系中心城市与广大乡村的纽带作用。这些镇大多是区域范围内的商业中心。有的镇还同时是手工业生产的中心。南宋时镇的数量和规模得到进一步发展,临安城的两个属县有15个镇,建康周围有14个镇,四川嘉州(今四川东山县)的苏稽镇、符文镇的规模可以和大的县城相比。坊场在江淮地区称草市,在南方称墟,或隔一日,或隔三五日一开,广大农民和乡村手工业者通过坊场把自己剩余的农副产品转化为商品,买回所需要的生产工具或生活日用品。 宋初以来,统治阶级为适应商业贸易扩大对货币的需求,一方面清理整顿旧币,一方面大力发展铸钱业。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四川地区，还出现了信用纸币“交子”。 【市舶司与海外贸易】唐朝中期以后,吐蕃、党项等族在西北地区的兴起,阻断了中原王朝通过古丝绸之路进行对外交往的途径。因此宋朝建立后,对外国的贸易主要是通过海上进行的。唐朝中叶以后经济中心的南移,尤其是东南地区经济的繁荣,也为宋代对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条件,而对外贸易的发展也反过来刺激了东南沿海地区社会经济各部门,特别是商品经济的进一步繁荣。 宋朝的海外贸易，规模超出唐朝。宋朝政府对外商来华贸易采取积极的“招诱”政策，宋初即于广州、杭州、明州，后来又于泉州、温州、江阴、密州等地设立了市舶司，负责对外商的接待、抽税、管理，同时对本国出海船只亦进行检查征税。南宋时期因国家财政对海外贸易税收的依赖程度加大,对蕃商来华贸易采取了更加积极的态度,使对外贸易的规模比北宋时期有了进一步扩大。北宋英宗时，市舶收入年63万贯，至南宋前期已增长到200万贯。大抵外贸输出以丝绸、瓷器为大宗，输入者有珠宝、药材、香料等。除了由市舶司主持的官办贸易外,走私贸易也屡禁不止。江浙地区的豪民富商，就多违禁大规模收购粮食,在我国沿海从事运输贩卖,甚至越洋销往外国。中国铜钱也大批外流，以至于在东南亚和西亚各地的商业交换中都大量使用中国的铜钱。 两宋时期与中国保持贸易往来的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了东方的日本、高丽,向南有东南亚各国,向西有阿拉伯各国和非洲东海岸各国,而中国商船、商人到达的国家和地区也有20多个。在每年的夏至以后,西南各国的商船乘西南风来到中国各港口贸易,十月以后又乘东北风返航归国,中国的商船也同样利用海上季风往来各国各地区进行贸易活动。当时中国在世界上处于领先水平的造船技术和指南针开始运用于航海,为远洋航行的安全提供了保障。  《清明上河图》中所反映的城市商业的繁荣景象
 泉州出土的宋代海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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