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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
    任何一种思潮都不会凭空出现,启蒙运动也是如此。严格说来,启蒙运动源于17世纪西欧的唯理论。在启蒙学者看来,那种照亮黑暗、启迪人们心智的火炬就是理性。而理性究竟为何?简言之就是以自己的理智而不是外界的权威来判断一切事物,只敬畏真实,而不信奉传统的偶像和教条。自文艺复兴以后,理性一直是资产阶级用来反封建教会的思想武器。到了18世纪,更是有“理性时代”之雅称。德国著名哲学家卡西勒在《启蒙哲学》一书中指出,当十八世纪想用一词来表述这种力量的特征时就称之为“理性”。“理性”成了十八世纪的汇聚点和中心,它表达了该世纪所追求并为之奋斗的一切,表达了该世纪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当时,理性主义是一股弥漫整个欧洲的社会思潮,它源于17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尤其是物理学和数学的发展。伽利略和牛顿把人们的思想革命化了,几何学成了科学之王。严密的实证方法使许多学者为之倾倒,他们企图把自然科学的原则和方法用于社会历史研究方面。从17世纪后半叶启蒙运动的先驱格老修斯、斯宾诺沙、笛卡尔、霍布斯等人开始,西方先进的知识分子便抛弃了人文主义者温良恭谨的外衣,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既不唯上帝.也不唯权威(包括古典和基督教权威),更不唯经书、古书,一切唯理性是从。把锋芒直指封建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基督教及其神学体系,他们崇尚知识,拥护科学,力图使人们从中世纪蒙昧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冲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为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 。而理性运用的结果就是产生出关于取代现存封建不理性社会的以自由、平等、正义、人性为原则的理性王国的理论。大多数思想家认为,由于理性的发现和凯旋,人们的知识和才智才得到了启蒙。由此可见,启蒙的核心取向是理性至上。
    卡西尔认为:“18世纪的精神通常被描述为一种‘理智的’精神。但是,如果理智主义意指一种超然冷漠和抽象玄奥的态度,并与实践的、社会的、和政治生活实际相脱离的话,那么,没有任何描述会比这更不恰当,更易为人误解的了。” 可以说,“理性”是一个极易引起分歧而又最令人困惑的概念之一。18世纪理性不是狭隘意义上的理性,而是一种比较朴素意义上的、古典意义上的理性。狄德罗在《百科全书》的“理性”一条中指出,理性是“人类认识真理的能力”,“人类的精神不靠信仰的光亮的帮助而能够自然达到一系列真理”。在他们看来,理性是一种“自然的光亮”。康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总结和颂扬了启蒙运动,认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因此,理性是自然而然的智慧,理性是通向真理的直接向导。
霍布斯
    18世纪的理性与笛卡儿等人的唯理论有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和旨趣。18世纪的启蒙理性较17世纪的唯理论理性相比,多了一种现实感。英国历史学家阿伦·布洛克指出:“像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一样,18世纪的哲学家也崇拜经典的古代。又像人文主义者一样,他们对抽象哲学体系没有耐心,不仅攻击天主教经院哲学,而且也攻击笛卡儿的唯理论。他们在说理性的时候,心中想的是对智力的批判性、破坏性的运用,而不是它的建立逻辑体系的能力。他们是经验论者,是经验和常识的哲学家,不是17世纪笛卡儿式概念所指的唯理论者。他们……对形而上学没有兴趣,关心此时此地的人生中的实际问题——道德的、心理的、社会的问题。” ,笛卡尔的唯理论专注于哲学的思考,而18世纪的启蒙理性被赋予了批判的精神。牛顿的力学使整个欧洲思想界为之亢奋,人们不禁浮想联翩:首先,人们看到,原来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自然界,不过是一个按某种法则运转的巨大的机械装置,而其中并没有上帝的地盘,于是传统的宗教信仰被动摇了,唯物主义思潮开始盛行,人们开始寻找支配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而洛克认为人的一切知识都来源于感觉:先是由感官得到外部世界的印象,然后通过内部经验的作用把这些印象统一组合起来形成复杂的思想,并达至普遍真理。正是这种注重经验意义的理性主义成为启蒙运动(尤其是法国和英国的启蒙运动)的主导思想。因此,我们不难理解这一论断:启蒙运动的灵感部分来自笛卡儿、斯宾诺莎和霍布斯等的唯理论,但是这个运动的真正创始人是艾萨克·牛顿和约翰·洛克。对于18世纪启蒙理性,卡西尔有着更冷静的分析和更富建设性的思想体系。卡西尔从哲学方法论的高度,精辟地阐明了18世纪理性的内涵与特征,指出“18世纪理性不是先天存在概念,而是作用概念、功能概念,它具有分析还原与理智重建的双重功用。理性的性质和力量只有根据它的功用才能看清。” 正是这种功能上的理性而非纯逻辑演绎的理性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基本精神,是其出发点也是结果,是旗帜也是前进的动力,是它特殊的魅力也是真正的体系价值所在。卡西尔评论道:或许没有哪个时期会像18世纪那样,在理论和实践、思想和生活之间,存在一种较为完全的和谐。一切思想都立刻转化为行动;一切行动都从属于一般的原理和依照理论标准而下的判断。正是这种特征给予了18世纪的文化以力量和内在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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