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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时期，理性主义思想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潮席卷欧洲并波及全球。理性主义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对作为继往开来重要载体的史学尤甚。历史知识地位的确立伴随着启蒙时代一同到来，并非偶然，它们两者之间有着内在联系。换言之，为什么18世纪能够开启通往历史的道路，可以从18世纪理性观中得到解释。具有发现真理的力量和内在统一的18世纪理性将历史纳入了哲学思考的范畴，抑或说，启蒙运动哲学本身需要历史的观点(指研究方法)。18世纪的理性的光芒使史学焕发了它的活力，与其时的时代精神相辉映。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想带有浓厚的理性氛围，在对中世纪的宗教思想的批判中，各国史学家、思想家形成了诸如历史进步观、历史的世界性等一系列的新史学理论，兴起了比较系统的历史哲学，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范围，基本确立了近代历史研究的方法和规范，使得历史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启蒙时代的西方史学继承与发扬了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史学的传统，并把它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下面，我们详细介绍这一时期西方史学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呈现出的主要特征： （1）史学研究领域扩大。18世纪的理性主义史学家拓宽了人们的历史视野，古代和中世纪的历史学家往往把视野局限在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上，文艺复兴时期有所好转，但非政治军事史的题材在史学编撰中仍处于微不足道的从属地位。进入启蒙时代，历史学的领域更是不断扩大。举凡人类在社会实践中所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教训，包括社会经济、民俗风情、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广泛意义上的文化史吸引了史家的眼球，经常被纳入历史研究的范畴。尤其法国启蒙大师伏尔泰所开创的社会文化史的新研究方向对西方史学的指导意义不可忽视。此外，启蒙学者们也开始打破中世纪以欧洲为中心的编年史框架，历史编撰在空间上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他们试写包罗万象的世界史著作，把当时西方目力所及的东亚、大洋彼岸和中南非洲等地域囊括到世界史的编撰范围中，真正意义的世界史诞生。这与人文主义史家多局限于编撰一城一地的地区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2）理性主义的历史观。启蒙时代的历史家其思想核心大多为理性主义。他们使西方史学摆脱了中世纪神学史观的束缚，把神学和教条那些狭隘的围墙推倒，使史学沿着世俗道路的方向发展。他们试图用理性的眼光对历史进行批判的思考，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在理性主义史家看来，理性的力量被认为是改造社会、拯救黎民百姓的灵丹妙药和唯一力量，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 然而，人类历史不可能以理性为主线贯穿始终，理性的力量也不是万能的，这种对思想意识的力量的过分夸大，正是理性主义史家的共同历史局限之所在，他们的历史观总的来说还是唯心的。尽管理性主义史学有着某种缺陷，但它仍可说是西方史学自文艺复兴以来的重大发展。 （3）历史发展进步观点的流行。对于历史演变进程的思索是西方历史观念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启蒙时期的学者们对古代和中世纪某些历史学家的历史循环观和历史倒退观作了猛烈的批判。自然科学，尤其是生理学、胚胎学、古生物学的发展，使启蒙学者认为一切事物都遵循从低级到高级这一不断上升的发展路线。把历史视为一个进步的过程，是一个从低到高、由愚昧而文明的进化。这一时期的史家把观念形态的理性看作是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而历史就在理性与非理性的斗争中不断进步，通过理性的怀疑精神人们可以发现自己的错误并加以改正，最终达到幸福而完美的境界。他们自信自己处于一个转折的时代，对人类未来的发展充满了希望，他们歌颂进步，引导人们不断的向前看。这种历史进步观点向人类宣告了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的合理性与不可避免性。 （4）史学的政治功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使历史为资产阶级的政冶服务，古代希腊、罗马的历史学家绝大多数都是奴隶主贵族；中世纪欧洲的历史学家多数都是僧侣；即使在文艺复兴时期，有些“人文主义”的历史学家，仍然是为博得封建主的眷宠和供养而写作的。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中就涌现出他们自己的历史学家。启蒙时期欧洲的历史学家多数都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们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解释历史，从历史上寻找论据，以古喻今，要求实现政冶上的改革。这在他们也是古为今用，他们是用历史来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服务的。不过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问题，当时资产阶级还是一个进步的阶级，这些启蒙思想家曾经在历史上起过很大的进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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