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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
对于18世纪欧洲的巨变，他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作了回应。他首先将启蒙运动定义成“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接着把这种“不成熟状态”解释为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他很无奈地看到，大量的人正安逸地处于不成熟状态中，并将步入成熟状态当作是“非常之艰辛”和“非常之危险”的，如同被监护的牲口一样。康德并不认为自身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启蒙了的时代”，它实际上是一个减少了启蒙障碍或者说有利于启蒙的“启蒙的时代”。 严格说来，康德对历史与历史哲学并没有花很大的精力去研究，在这方面并没有专门的著作，但从他晚年一些零散的文章中可以窥见他的历史哲学思想。某些学者把他关于历史领域的理论称作是构成他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之外的第四批判，即“历史理性批判”。我国学者把康德对历史哲学与政治哲学方面的有关论述编为《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中共收录论文八篇，主要有《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什么是启蒙》、《评赫德尔的人类历史哲学观念》和《人类历史起源臆测》等。通过这一系列的论文表达了他对社会历史发展的真知灼见。 其历史观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历史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 康德是从他的自然目的论出发来叙述他的历史哲学的。《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一文之命题八说：“人类的历史大体上可以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项隐蔽计划的实现，为的是要奠定一种对内的、并且为此目的同时也就是对外完美的国家宪法，作为大自然得以在人类的身上充分发展其全部禀赋的唯一状态。” 康德的历史哲学是以牛顿力学所描绘的自然图景为依据的。牛顿对自然因果律的解释对康德产生了很大影响。康德从牛顿那里汲取了灵感，强调人类及其进步同样遵循自然界的根本大法。康德进而指出，“大自然决不做徒劳无功的事，并且决不会浪费使用自己的手段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可以看出，这是一种自然目的论，也是康德对人类历史认识的出发点。在他看来，人类历史不外是大自然一幕隐蔽计划的实现。不同的个体、甚至整个民族在追求自身的目的时，不知不觉中却依照他们所不知道的自然意图向着一个方向前进了。在表面杂乱无章、无意识的活动和行为中，内在却隐含着一定的规律和目的。这就是康德所谓的“大自然隐蔽的计划”。他把人类历史看作同自然现象无异，同样受制于普遍的自然因果律。这一幕大自然隐蔽计划的实现，就是要把大自然赋予人类的理性和在理性基础之上形成的自由意志全部地、充分地发挥出来。否则，大自然就是在做徒劳无功的事。康德深信，人类历史是按照大自然的一定的计划而演绎的，这一演绎的过程本身是合目的性的。简言之，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大自然预设下的产物。 既然人类历史是大自然隐蔽计划的实现，那么，这张看似错综难测的大网呈现给人们的是混沌抑或是有矩可循？对此，康德作了肯定后者的回答。认为历史是在运动中有规律地前进的，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合规律性的过程。历史实践中的人是有行为选择的自由，但自由选择的本身却暗含着某种必然性的存在。由自然赐予的人类理性和自由注定要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充分地合乎目的地展示出来，否则大自然就是在做徒劳无益的事了。康德指出：“无论人们根据形而上学的观点，对于意志自由可以形成怎么样的一种概念，然而它那表现，即人类的行为，却正如别的自然事件一样，总是为普遍的自然律所决定的” 即使象婚姻、生育、死亡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意志和偶然原因的事物，其数字在各大国有关此方面的统计表上也年复一年地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康德透过人类历史进程整体的宏观把握，揭示了隐藏在无数偶然事件背后的历史规律。而且这种历史规律是不以人的自由意志为转移的。 康德就这样从他的自然目的论出发，论证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并把二者一并统一于他的历史理论之中。而二者能够统一的关键之所在是人本性的二重性。在康德看来，人既是自然的人，又是社会的人；康德历史哲学独特之处，在于通过人本性的二重性之统一去论证历史的二重性之统一。在康德看来，人既是自然的，又是社会的人；人既是动物，又不仅是动物；他服从自然，又拥用选择上的自由；人不仅是自由的主体，他同时还必须服从自然律；人不仅只是自然的客体，同时也是自由的主体。人类社会既有规律，又有目的。正因为如此，人类历史在整体上就可以看作是大自然的一幕隐蔽的计划的实现。而康德在这里所说的是“可以被看作”而不是“只能被看作”，这几个字尤为重要。这说明在他看来，对人类历史的理解并不是除了单纯的自然律之外别无他物。人类的行动不仅属于自然领域，而且属于自由领域。康德坚信人类历史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代表了他晚年企图解决本体界与现象、自由与必然矛盾的努力，其实质是一个启蒙思想家对实现资本主义社会的希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