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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类人户以籍为断,世代相袭,不许擅自更易或者迁徙。每里另选年高服众者一人为老人,负责评判乡里争竞。洪武二十年(1387),命测量天下田土,编制“鱼鳞图册”,每册详细图写田主姓名,田土面积等状况。以黄册核实赋役,以鱼鳞图册核实产权及税粮责任。
    元代手工业者主要被编在官工业作坊中劳作,无人身自由。洪武时将工匠分为“轮班”和“住坐”两种。轮班者三年服役一次,为期不超过一个月,免除其家其它劳役;住坐匠每月上工10日,不上工者可罚银代役,人身依附关系大为减轻。
    上述体制的改革与制度的推行,极大地政治、经济秩序,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以皇权为中心的国家体系,为明王朝开创了延续二百多年基业的基础,同时也为中国进入一个相对发展的历史时期创造了稳定的环境。但其中一些消极因素,尤其是集权专制主义的过度强化,也为后来的历史留下了重大的隐患和消极影响。
    【朱棣夺嫡与政治更张】 朱元璋分封制的隐患,在他去世不久就显现出来。1399年,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四年后从自己的侄子建文皇帝手中夺取了政权,并随即对建文派官僚大加屠戮,株连广泛,时称“瓜蔓抄”。
    这场皇位争夺战争使中原、淮河流域的人民饱尝苦难,也充分暴露了朱元璋分封诸王措施的弊端。因此,朱棣即位之后,汲取教训,继续采行建文皇帝的“削藩”政策,先后将一些藩王从旧封地迁居他处、削弱其各种权力,并逐渐废去一些藩王的封号。这样,明初分封诸王制度所造成的皇族内部争夺皇位的战争威胁大体消除。明朝的皇室贵族脱离了国家的管理权利,成为一个寄生阶级。
    明成祖在政治上基本继承了朱元璋强化皇权的方针和强制独断的风格。他不仅废除了建文皇帝倾向宽仁的新政,而且进一步加强皇帝对官僚系统和社会的控制。在朱元璋殿阁大学士的基础上,他设立“内阁”,参与国家机务,奠定了后来内阁制度的雏形。并开始任用宦官参与国家政事,从事“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民隐事”等活动。永乐十八年(1420),又设立东缉事厂,简称“东厂”,以宦官提督,缉访谋反、大逆妖言、奸恶等事。明代宦官政治即肇端于此。
    永乐皇帝一生戎马倥偬,但仍然注重文事,以为自己的统治张本。永乐五年(1407) ,由解缙主持的《永乐大典》编成,这是迄于当时规模最大的类书。永乐十二年( 1414),他命儒臣编定体现朱熹理学精义的《五经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颁令在学校和科举考试中参用。
    为使自己统治获得更广范围内的认同,增强其合法性,朱棣展开积极进取的周边政策。他首先恢复了洪武时期废除的宁波、泉州、广州等地的市舶司,公开宣布“自今诸番国人愿入中国者听”,并且派遣使臣到南洋各地招致朝贡贸易。永乐十二年( 1414),就曾派遣陈诚与宦官李达出使中亚,陈诚所著《使西域记》,就介绍西域各国政治、经济和风俗。尤其是自永乐三年(1405)至永乐二十二年(1424) ,明朝七次派出大规模武装贸易舰队,由宦官郑和率领,出使“西洋”诸国。这些持续了20多年的政治性远航贸易活动,促进了中国与南亚各国的联系,推动了中国海外贸易的发展。
    【洪、宣时期的政治改革】朱棣去世后,其长子朱高炽即位,改次年为洪熙元年。他是一位受儒学熏陶较深的学者式的君主,对儒臣十分倚重,特创行密疏言事之制,赐给大学士杨士奇、蹇义、杨荣等人“绳愆纠缪”图章,允许他们对政事得失以密奏的形式直接进言,大大提高的内阁的参政力度。他还释放了永乐时因言事被囚的原户部尚书夏原吉、刑部尚书吴中等人, 恢复官职,鼓励朝中大臣直言论政,匡正君失,有效缓解了洪武、永乐以来相对严苛的政治气氛。
    洪熙皇帝在位不足一年便因病去世,其子朱瞻基即位,改次年为宣德元年。宣德皇帝继承了其父宽厚仁和的政风,一方面继续为建文诸臣平反昭雪,另一方面仍然倚重杨士奇等洪熙时代的顾问老臣,鼓励大臣直言进谏,朝中政事为之一振。
    洪熙、宣德两朝是明代中枢体制演变的重要时期,并由此确立了明代政局演变的基本趋势。永乐时期的内阁大学士虽参与对国家机务的处理,但品秩低微,仅正五品,而且不置官署,不得专制诸司,其权力地位相对较小。洪熙皇帝即位后,出于对儒臣的信任,以“从龙旧恩”为名,授予杨士奇、杨荣等人各部“尚书”、“侍郎”等虚衔。虽然这只是荣其品位,不得干预六部事务,但此举却将内阁大学士的品位提升至正二品。不久,又分别加封他们“公”、“保”等荣衔,使内阁大学士的地位大大提高。
    宣德时期,进一步完善了内阁制度,为其设置了制敕房、诰敕房等官署,还赋予了内阁大学士“票拟”的权力,极大地强化了内阁预政的力度。与此同时,为防止内阁权力的过度膨胀,宣德皇帝打破朱元璋“不许宦官识字”的禁例,设立内书堂,命翰林学士教小宦官读书。还以太监机构“司礼监”代皇帝批阅章奏,称之为“代帝批硃”,也叫“批红”。用司礼监的“批红”牵制内阁的“票拟”,以达到平衡政局的目的。这一体制的形成对维护明代皇权的稳固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同时也为宦官干政提供了温床。
    宣德时期,还推行了洪熙时议定未行的科举会试“南北分卷”的制度,南方人取60%,北方人取40%,以此鼓励北方人入仕,以平衡官僚集团内部的地域关系。
    在对外关系上,洪熙、宣德皇帝一改永乐时期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开始趋向于保守化。鉴于永乐时期,规模浩大的政治性远航贸易给国家财政带来的消极影响,洪熙皇帝即位伊始,便下令停罢“下西洋宝船”。宣德之后,这种由政府主持的,远航“西洋”的大规模政治贸易活动基本宣告停止。对周边地区,则采取了“息怨和边”的安抚政策,明代的暂时呈现出一片宁静祥和的局面,为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创造了相对有利的外部环境。在这种背景下,洪熙、宣德两帝开始致力于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积极实行“与民休息”的经济政策。因此,承洪武、永乐之余绪,政局稳定,经济繁荣,国力日强,再加之洪熙、宣德二帝的锐意求治,使明代社会进入了一个海内承平、民生繁庶的时期,史称“仁、宣之治”。不过,仁、宣时代虽保持了社会的稳定与繁荣,但明王朝也由此开始进入了守成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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