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的挑战与骚动】 元朝虽然退出了对中原地区的统治，但北方蒙古势力一直是明王朝最大的外来威胁。因此，明政府在北方设立了“九边”，以防御北方蒙古势力的入侵。
宣德时期，蒙古瓦剌部实力崛起，其首领脱欢统一了鞑靼和瓦剌两大部。正统年间，脱欢去世，其子也先即其位，因与明朝在朝贡贸易上发生摩擦，正统十四年( 1449) ,也先起兵攻明。宦官王振挟持正统皇帝亲征，在土木堡(河北怀来县西南)被击败，正统皇帝被俘，史称“土木之变”。景泰三年(1452),也先被其部下所杀,瓦剌部属分散,暂时缓解了明王朝的边疆威胁，边境相对安宁，但明朝的边备也日渐废怠起来。
及至弘治初年,蒙古鞑靼部巴图蒙克以武力统一了蒙古各部,称达延汗。嘉靖初年,达延汗死,其长孙卜赤继为可汗,但蒙古各部中却以俺达所部最为强盛,并开始大举入侵明边。嘉靖二十九年( 1550) ,俺达兵入大同,进古北口,直逼京师,内阁大学士严嵩认为俺达不过入关劫掠，饱将自去,并不抵抗。俺达军劫掠饱足,才从古北口撤往塞外。这次严重的边患,暴露了明统治集团的腐朽与边备的废弛,史称“庚戌之变”。
就在北疆危机深化的同时，东南沿海也同样受到了来自海洋势力的骚扰。
14世纪末,日本的一些失败政客、武士、浪人与商人结合成海盗,剽掠于日本、朝鲜和中国沿海地区，并日渐与中国国内的大批流民相结合，从事走私行贸易与海盗活动，中国沿海的一些“贵官势豪”、“大姓舶主”则成为他们的窝主。尤其是“朝贡贸易”的限额，根本不能满足日本对华贸易的要求。于是,以日本和中国海盗为主体，勾结中国沿海豪民势力的武装走私贸易遂日渐发展起来。走私不足,继以武装掠夺,成为持续扰乱明代中国沿海民生和国家安全的严重“倭患”。
到15世纪末,室町幕府已经不能控制全国局面,地方割据势力互争雄长,不相统属。这些势力竞相谋求与中国贸易，并支持对中国沿海的武装掠夺。而明朝在正统以后,沿海武备废弛,倭寇为患遂愈演愈烈。面对倭寇骚扰,嘉靖皇帝采取“海禁”政策，引发了中日走私贸易集团的强烈反弹，使倭患达于极点。明政府先后派遣王忬、胡宗宪等，率俞大猷、戚继光等部赴东南沿海抗倭，历经十余年，才基本平定倭寇的骚扰。及至隆庆之后，随着“海禁”的日渐开放，私人贸易发展，倭患也渐渐平息。
就在中国沿海倭患正炽之时，葡萄牙海外扩张的触角也已经伸展到亚洲。正德六年( 1511)葡萄牙(佛郎机)人侵入马喇加(马六甲)。正德十二年(1517) ,葡萄牙国王遣皮来资( Thomas Pirez)为使率舰队来华。在广东遭地方政府拒绝入境后,开炮强行进入广州。嘉靖十四年(1535) ,葡萄牙人通过贿赂明朝指挥黄朝庆,获准在香山县壕镜澳(澳门)停泊贸易船只。后逐渐在澳门搭造居停棚屋,进而建造房宇,使澳门成为葡萄牙在中国东南门户的一个殖民据点。
【皇权统治与宦官干政】明代中央集权的强化，使皇权专制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一种“家天下”的政治格局日益形成。洪武时期的皇权专制，以皇帝充分直接控制官僚系统为特征。这种局面由于皇帝个人能力和勤政程度变化，而逐渐演变为皇帝借助于官僚系统之外的特殊力量实现其专制权力。皇权为实现对官僚系统的有效控制，加强、利用了宦官势力，宦官依托于皇权，对政治的干预力度日渐加深。永乐时期即设由宦官提督的东厂,正统时期司礼监太监王振实际控制朝中大权, 成为明代历史上第一个权宦。这种趋势，在成化时期进一步发展。
1464年,英宗病逝,朱见深即位,改明年为成化元年。即位之初,成化皇帝颇有振作之意。但不久就沉溺于神仙声色之中, 宠信宦官汪直，加强厂卫特务政治，在“锦衣卫”“东厂”之外增设“西厂”，由汪直提督，致使朝政日紊,政局黑暗。汪直的飞扬跋扈不仅遭到朝臣的反对,也引起了宦官内部的不满。主持东厂的宦官尚铭因与汪直争功, 暗中向皇帝揭发汪直的种种不法之举，引起了成化皇帝的警悚,开始疏远汪直,并于成化十八年( 1482)三月罢西厂。不久,又将汪直调往南京,尽行黜革汪直党羽,汪直专权才得以终止。成化皇帝在位23年，高举拱内，很少接见大臣商议政事，凡事多委亲信宦官。同时，他还亲信僧道，大行“传奉官”，极大破坏官僚铨选体制。
孝宗弘治皇帝即位后，着力于朝政整顿、亲信儒臣，国家政治为之一清。同时，在内政上罢供应，节用恤民，与民休息，人民生活有所改善。终于一度出现了“弘治中兴”的局面。但其晚年也开始倦于朝政，宠任宦官。
武宗正德皇帝即位后，任用宦官，出现宦官刘瑾的专政，并在正德三年(1508)增设“内行厂”，国家政治再度陷于混乱。刘瑾之后，又宠信佞臣江彬，偏居豹房，日夜熹游，国家政治操持于江彬等佞臣之手。正德皇帝的昏政，使社会矛盾日渐突出，各种反叛运动不断发生。正德五年（1510），爆发了刘六、刘七起义；正德十四年（1519），宁王朱宸濠叛乱。这些反叛虽最终都被平息，却极大地暴露出了皇权异化下的明代统治危机的加深。
【土地兼并与流民运动】在15— 16世纪间,明朝初年建立起来的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经济体系，随着大土地兼并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而严重破坏。
大土地兼并的风潮，由皇帝为首的贵族和官僚阶层发动展开，出现了大量的“皇庄”与“王庄”。勋戚贵族和宦官也通过皇帝的赐予,向皇帝乞请和侵占小民土地。与此同时,随着缙绅地主的崛起，土地的兼并势头也愈演愈烈。一些地方豪强,尤其是官僚势力之家,多“侵凌军民,强夺田亩”。
这些土地兼并使明朝国家控制的纳税土地大量失额，但国家的赋税征收则呈增加的趋势。由于官宦缙绅之家享有赋役优免特权,依照人口分派的劳役，也就愈来愈多地被分摊到无特权的庶民身上,迫使不堪劳役赋税压力的庶民逃离土地,投寄于势力大户之家成为依附人口,或者流亡他乡,另谋生计。宣德末年,流民还只是个别地区的问题。正统以后,流民遍全国,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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