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时局
抗战胜利后，由于国民党坚持独裁内战的政策，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大决战。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被迫自卫抗击，保卫自己的权利。尽管双方在武器装备上以及经济上是悬殊的，但民心的向背却决定了一切。国民党一时的强大最终没有能够改变历史庄严的节律。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掀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
1、战后时局与国共两党的方针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是国际和平、民主力量得到很大的发展；另方面是美国的垄断资本得到了极大的膨胀，美国成了世界各种反动力量的中心。原有的中日民族矛盾基本解决，不再是支配中国局势的主要矛盾了。战后国内形势的主要特点是:一方面是人民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另方面是美蒋勾结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内战成为国内的主要危险。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大决战。抗日战争胜利后，表现为：
①美国把控制中国作为其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行扶蒋反共的基本政策。
②蒋介石坚持独裁和内战的方针，要消灭人民革命力量。
③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的渴求，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因此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局的特点集中表现为一对主要矛盾，即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这对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直接决定着中国的发展方向。
国民党的方针：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打着“和平建国”的旗号，坚持独裁、内战、卖国的反动政策。在军事上，垄断接收权，抢夺战略要地，加紧内战部署；在经济上，利用接收敌伪财产的机会，搜刮民脂民膏，聚敛了大量的财富，使得中国官僚资本空前膨胀。
共产党的方针：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1945年8月，毛泽东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话，提出了中共关于争取和平发展与准备革命战争的方针。8月25日，中共中央又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作为和平建国的总方针。中共关于争取和平民主的基本方针，是一个不放弃和平努力，又对敢于来犯之敌进行武装自卫的方针。
2、重庆谈判和停战谈判
（1）重庆谈判
抗战胜利后，由于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已经被逐出中国，国共之争再次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人们担心内战在中国重演。此时的蒋介石仍未放弃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意图，但蒋对全面内战也有顾忌：一是经过八年抗战，全国人民普遍期待和平建设国家，包括民主党派甚至国民党内部均有人反对战争；二是英、美、苏三国都表示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三是国民党政府的精锐军队抗战期间大都退到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要迅速开赴共产党控制区前线还需要有一段时间。为了争取时间，准备内战和欺骗国内外舆论，利用广大民众迫切要求和平的愿望，权衡利弊之后，蒋介石在调兵遣将的同时，亦发动和平攻势。蒋介石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是”。
中共中央清醒地认识到蒋介石和谈的虚伪性，于8月23日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抗日战争阶段已经结束，新的阶段是和平建设，应当力争一个和平建设时期，避免内战或使全面内战尽可能地推迟爆发。但为了尽一切可能避免内战，争取国内和平，揭露国民党的和平骗局，教育广大民众，取得国内外舆论的同情，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代表，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8月28日，毛泽东等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从延安乘专机赴重庆。
8月28日，毛泽东在机场向新闻界发表了简短的谈话，指出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以期实现全国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毛泽东亲自到重庆谈判，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团结的诚意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拥护。毛泽东到重庆后，蒋介石作出了以礼相待的姿态，由于国民党本来没有和谈的诚意，没作谈判的任何准备，谈判的程序、议案均由共产党方面首先提出，才使谈判筹备工作得以基本完成。在重庆期间，毛泽东就和平建国等问题直接同蒋介石进行多次商谈。有关问题的具体谈判主要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政府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之间进行。9月3日，中共代表提出关于两党商谈的主要问题11项提要交国民党政府代表，主要内容包括：确定和平建国方针，承认各党各派的合法平等地位，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结束国民党的党治等，并表示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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