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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史家，休谟的主要缺点在于忽视史料并厌恶艰苦的工作。虽然他主张“历史学家的第一项本质就是公正无私” ，但这句话在他身上实在没有什么说服力。他在引用史料时常常不问真伪，只选择对自己观点有利的史实。而从他《英国史》第5卷对查理一世的辩护而引起的公愤到精心修改第6卷中对现行制度的赞扬而大受欢迎，这种观点的因时而变表明他对史学真实原则的不严肃的态度，这正是他的历史著作的突出弱点。后来他的第1．2卷问世，同样广受好评。伏尔泰誉这部书为“大概是迄今为止用任何一种语言写成的历史中写得最好的一部”。郭小凌在其《西方史学史》中评论道：“如果这是指这部书的容量，指充满智慧的因果分析和脱离政治、战争史的唯一主题，指优美的风格，那么是正确的。但如果这是指严格扎实的史料基础，那就过誉了。” 西方史家史论普遍指出了休谟在书中的史料硬伤，柯林武德甚至认为《英国史》“是一部微不足道的和草草勾绘的著作” ，并认为休谟的缺陷是整个理性主义史学共同弊病的表现。然而，尽管存在一些问题，但休谟的《英国史》仍不失为近代史学中的一个里程碑。他的史学是这一时期英国社会特点的反映。他的历史思想对于苏格兰历史学派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其后的罗伯逊和弗格逊是他的重要的追随者。 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1721-1793年）与休谟谊兼师友的威廉·罗伯逊在历史学方面的成就比较大。他是一名长老会教的牧师，专精史学，曾任爱丁堡大学校长多年。罗伯逊的主要历史著作有以下四种：（1）《苏格兰史》（1759 年出版）；（2）《皇帝查理五世在位时的历史》（1769年出版）；（3）《美洲史》（1777 年出版）；（4）《印度古史研究》（1791 年出版）。罗伯逊的治学态度颇为谨严，在他看来，历史研究乃是一项崇高的事业，应力求以客观事实为依据阐述历史，不虚美、不隐恶。他认为历史家记事载言，必须有文献根据。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每一章后面都附有注释和参考书目，注明出处，以昭信实，并便于读者们直接查阅其所引用的资料。这种注明材料出处和开列参考书的办法在历史编纂学中是一大贡献，以后便一直被学者们沿用下来。
《查理五世在位时期史》共三卷，1769年伦敦出版。书中叙述原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兼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时所发生的宗教改革运动的历史。罗伯逊强调宗教改革的必要性，攻击罗马天主教会，反映其新教徒观点。此著是作者费十年心血写就的，写此书的目的，是把查理五世作为反衬，来叙述那个时代的变革。书中序论部分表达了他对中世纪的看法，立论颇为精彩。此书一出版，就受到伏尔泰、吉本的高度赞扬，也因此奠定了他在欧洲学术界的威望。 《美洲史》凡二卷，1777年在伦敦出版。此著实际上是西班牙美洲的历史。内容是叙述美洲的发现与殖民的历史，描述美洲的地理环境和印第安人的风俗习惯。这是有史以来第一部较为详尽的美洲史，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罗伯逊的著作是十八世纪启蒙思想的产物，具有与同时代启蒙史家相近的历史观。他对中世纪的看法有所创建，虽认为中世纪是一个黑暗时代，但同时还看到即使在这一时代，也为近代欧洲的文明播下了种子。此外，他还重视地理环境的作用，最先把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运用于18世纪的英国史学。作为作家，罗伯逊没有伏尔泰的才华，也缺乏休谟的哲学深度和吉本那样的渊博知识。但他十分注重史料的搜罗，精确和求真是其史著的主要特点。而且，在历史编纂方法上也有创新。在书中使用注释，并列出参考书。这种注明材料出处和开列参考书的办法在历史编纂学中是一大贡献，此后一直被学者沿用至今。然而，罗伯逊对社会运动缺乏洞察力，忽视社会制度问题的探究，其写作风格也没有突破传统的政治军事史。 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 ，1737—1794年) “不仅是18世纪而且是一切说英语的国家的最伟大的历史学家”。 吉本出生于伦敦附近的普特尼，父亲是国会议员，他是家中独子，10岁时丧母，由姑母抚养，年少时多病，喜欢读书，在《我的作品和生活回忆录》中提到自己早就发现历史是自己“特有的粮食”。1752年，14岁时被父亲送往牛津，不到15岁就考取玛格达伦学院。但他父亲后来发现他对天主教感兴趣，当时在英国一个天主教徒会受到上流社会的排挤，他父亲立刻就把他送到瑞士洛桑，交给一位基督教新教导师。在其门下学习古典文献和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著作，掌握了扎实的基本功，为他日后显现出的古典史家的浑厚文风和求真的精神奠定了基础。在洛桑期间，他走访过伏尔泰，这对他历史思想的形成显然有很大影响。他对基督教的深刻怀疑与伏尔泰节烈的反宗教思想似乎有着某种师承关系。在此期间他还学会了法语，开始用法语写作其第一部作品《论文学研究》(1761年正式出版)。1758年回国，作了两年军官，同时博览群书，由于受伏尔泰的影响，后来终于改变了宗教信仰，不再信仰宗教。1763年，他前往欧洲大陆旅游，在巴黎结识了法国百科全书派的中坚人物达兰贝、狄德罗、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1764年他出游意大利，在罗马废墟上，纵览古今，浮想联翩，顿发思古之幽情。开始产生写作罗马史的念头。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到：“当我置身于卡皮托尔的废墟中，独自冥想，听到赤脚托钵僧在朱庇特神庙中唱着晚祷辞，编写罗马城衰亡史的意念，初次涌上了我的心头。” 吉本最初把主题设定为罗马城的衰亡史，后来，他瞻仰前景，觉得暗淡而模糊，遂决定把范围扩大到罗马帝国的衰亡。1776年《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卷出版，立即取得成功。这不禁让人们想到休谟的《英国史》出版的第一年只卖出45本的情况，也由此可见吉本的成功异常巨大。但他对早期基督教历史的如实写法，受到有些人猛烈的攻击，但许多著名的历史学家却认为他即使不过于高明，但也不逊色。 吉本继续搜集材料编写，1781年《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二、三卷出版。1782年他定居洛桑，继续书写后三卷，1787年写完最后一章，回到英国，1788年所有手稿全部出版。受到个方面的赞扬。他又回到洛桑，主要在书写他的《回忆录》，直到1793年才回国，回国不久即在伦敦家中去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