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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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 |
柯林伍德曾说过:“在历史学思想能作出更进一步的任何进展之前,有两件事是必要的:首允历史学的视野必须放得开阔,以一种更同情的态度去研究被启蒙运动看作是未启蒙的或野蛮的并听任它默默无闻的那些过去的时代;第二,人性作为某种一致的和不变的东西这一概念,必须加以抨击。” 在西方史学界,公认德国思想家赫德尔(Herder)首先在这两个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但但就前一方面而言,法国的卢梭在更早的时候明确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浪漫主义的先驱——卢梭
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是18世纪著名的政治哲学家。17l2年6月28日出生在日内瓦一个钟表匠家庭。卢梭的祖父原是法国新教徒,因躲避宗教迫害于16世纪中期来到瑞士。卢梭幼年丧母,儿时做过钟表业学徒,由于不堪师傅的虐待逃出日内瓦,到处流浪。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结识了当时的贵族——华伦夫人,得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在富裕的华伦夫人那里,他得到一些教育和照顾。1742年7月携自己独创的《新记谱法》去巴黎求取功名,未获法兰西学院的赏识,但结识了孔狄亚克(Condillac,1715~1780)、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和达朗贝尔(Le Rond d’A1embert,1717~1783)等这些倡导启蒙思想的学者。在狄德罗等人的影响和帮助下,开始进行学术研究,提出一些骇世惊俗的独特见解和观念。卢梭著作中的有关于革命的内容引起了统治当局的恐慌,1762年6月,巴黎高等法院下令逮捕卢梭。他匆匆逃离巴黎。1778年7月2日,卢梭在贫困交加中离开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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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
卢梭的主要著作有《论科学与艺术》(1750)、《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5)、《社会契约论》(1762)、《爱弥尔》(1762)和《仟悔录》(178l~1788)。他的这些著作,既有对知识结构的论述,有对社会现实和政治的思考,也有随笔性质的回忆录。《论科学与艺术》,起初是以论文的形式,应第戎学院的征文而作。论文原名为《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他在18世纪后半叶关于“返于自然”的思考,最初就是在这篇论文里得到明确的阐发。社会契约论是卢梭最为著名的著作,阐发了他的政治观点。卢梭在书中声称,一个完美的社会是为人民的“公共意志”(公意)所控制的,虽然他没有定义如何达成这个目标,但他建议由公民团体组成的代议机构作为立法者,通过讨论来产生公共意志。《爱弥儿》是其又一名著。在书中,卢梭通过对他所假设的教育对象爱弥儿的教育,阐发他关于人类本性的诸多思考,也体现了一定的浪漫主义倾向和对启蒙理性的质疑。《忏悔录》则是卢梭自己生平的一部完整的回忆录。而卢梭的关于历史学的观点和见解,则更多的集中于他早期的一部书——《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他对历史与理性之间的矛盾以及它们各自自身的矛盾的揭示与解读,就是通过探讨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发展这一途径展开的。
毋庸置疑,卢梭是“启蒙运动的学生”,因为直到他遇到了大批的启蒙思想家,其学术生涯才真正进入了高峰,提出了诸多颇有见地的观点和见解。而卢梭又是第一个从理论上反对启蒙思想的人。在其接触到启蒙思想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对启蒙思想持有批判的态度。客观上,卢梭的观点也对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他在史学史上令人印象深刻的,除了其在政治上的大胆设想,就是他对于启蒙运动原则的重新解释和界定。
对于理性,卢梭在其学术生涯的不同时期持有不同的看法。但最终,他还是没有否认理性在人类社会当中的作用。卢梭承认,理性是开启民智,摆脱愚昧的钥匙。同时,卢梭更强调,理性还需要具有“人的味道”,才得以成为真正的理性。—方面,他认为人类应该有一个符合人性的历史发展过程,它与整个人类的自我堕落相对立,这具有启蒙时代的思想特征;另—方面,卢梭又认为,初始状态下的人性与动物的本能相差无几,即缺乏理性和观念,而理性和观念,则是人类进入社会状态后逐渐发展起来的。这显然是与启蒙思想相悖的。启蒙运动的任务是要“把人理性化”,但在卢梭看来,若要将人理性化就首先要实现“理性人化”的过程。因为他认为,理性并不是外在于人类历史的抽象形式,也非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它本身应是人类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因此,道德规范和善恶观念都不是现成的理性形式,而是随着人类文明史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卢梭指出,人“只在逐渐发展起来的理性中,才具有生活于社会中所需要的东西”, 而非在原始的自然状态下便直接拥有。
卢梭在发展理性的过程中,发现并指出了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理性内部所存在的矛盾。在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看来,理性以绝对的善与“充满罪恶与荒谬的古代中世纪”对立的,而卢梭却提醒人们,要意识到理性与历史一样,都有一个矛盾和阶段性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善与恶、进步与退步是统一的。这种概念应用到历史学上便意味着,历史学家不应该以鄙视和厌恶的态度去看待以往时代的愚昧和落后,相反,要以一种同情和理解的态度去发现其中可贵的人类成就的表现,以及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这正是卢梭对于历史学发展的巨大贡献。他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启蒙运动以来,学术界将人类历史发展过程彻底割裂和绝对化的极端做法,在承认了理性存在的必要性基础上,使历史以一种前后相继的、不断发展的面貌再次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并有意识地试图结束启蒙思想家们对于古代中世纪那段历史矫枉过正的局面,将历史学的研究与发展导向了一个更为客观、正确的方向,也为历史学家日后的评古论今找到了一个相对合理的准绳。当然,我们对于启蒙运动的评价,也应该以卢梭式的眼光来看待。启蒙运动的积极意义难以磨灭,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对于中世纪的仇视,在当时来讲,也是服务于政治上破除宗教迷信,抨击落后的封建君主制的,倡导理性和拒斥愚昧,在今天仍是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主题。而且还要看到,浪漫主义史学的兴起,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历史主义意识的产生开辟了道路,更为相对主义的出现买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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