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自启蒙运动之后便已深入人心，纵使出现了浪漫主义思潮这样的反对声音，但人类追求理性精神的趋势已不可阻挡。特别是在德国哲学家康德以深刻的思想阐释、总结了理性主义思想之后，理性精神更是成为了欧洲近代思想发展的标志。然而浪漫主义所给出的质疑仍然没有解决。理性的存在既然像启蒙思想家说的那样，是人类一种与生俱来的属性，那么愚昧无知、堕落沦丧又是从何而来，何以产生的呢？黑格尔给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
在黑格尔这里，引导人们认识自身、认识客观世界的理性，作为一种精神能力，不再是以固定完善的状态而存在，而是需要一个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过程。真理成了具体的东西。而人类历史的复杂多样，是统一于客观世界的理性。黑格尔将其称为“绝对理性”。黑格尔认为，绝对理性不是人类支配世界的工具，而是决定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核心基础。明确的说，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是绝对理性实现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黑格尔自己断定，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是以逻辑为基础的，是逻辑决定历史，历史则处于从属的位置上。“如果掌握了逻辑的进程，我们亦可从它里面的各主要环节得到历史现象的进程。”
黑格尔认为，在绝对理性的支配下，人类的“世界历史的行程”表现为；(1)从历史主体——人类的角度看，人类历史是一个从不自由逐渐向自由发展的过程；(2)从历史的存在方式看，人类历史是一个有内在的必然联系的过程；(3)从历史的价值评价的角度看，人类历史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不完善到完善的不断推陈出新的过程；(4)从历史发展的动力来看，人类历史是—个内在矛盾不断产生和不断解决的过程。结合人类已有的历史阶段，黑格尔眼中的历史，已经开始彻底的将视野扩大到世界的范围，而“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 以自由意志为线索，把历史分为古代东方、古希腊罗马、日耳曼三个阶段。古代东方是专制君主自由的阶段，希腊罗马是公民社会部分人自由的阶段，日耳曼是意识到普遍自由的阶段。历史趋向自由，同时也是理性自我实现的过程。正如黑格尔所说，“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 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每样事物的兴废，都是以理性为衡量标准的，这在历史上体现为历史的必然性，符合理性的要求，也便具有了历史的必然性，即是合理的存在。
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模式的解释，最终建构了西方历史主义史学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基础。“历史性”成为了哲学思考新的必要条件。在西方，一些学者将一直以来的形而上哲学体系称为思辨哲学。而以这种哲学思维作为考察历史的做法和研究成果，则被归类为一种有体系，成理论的思辨哲学指导下的历史哲学研究，沃尔什把它称为“思辨的历史哲学”。如果说这种思辨的历史哲学的确有其规模的话，那么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思想，就是在积累了前人在这方面的理论成果的前提下，使这种思辨的历史哲学达到了完善的顶点。多个世纪的摸索和探究，19世纪的史家终于真正找到了可以作为西方传统史学结构最为兼固的本体论支撑。
认真思考和分析黑格尔的理论著作，可以发现，他智慧地将康德的理性主义思想和赫尔德的浪漫主义思想中的合理部分提取出来。把理性的彻底性与统一性，同浪漫主义的过程性与多样性做了组合。理性精神变得有血有肉，历史认识变得深刻、清晰起来。英国现代历史学家沃尔什就此曾说，“黑格尔吸取了他们的优点”，将赫德尔所重视的“热情和想象力”和康德所要求的正确的思维“熔于一炉”， 从而综合了“启蒙运动的抽象唯理论(科学的看法)和对立的浪漫派的情感哲学”。
如果说，将浪漫主义也视作是理性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那么黑格尔并不是理性主义的开创者，而是理论的集大成者。若总结黑格尔为史学发展做出的贡献，那么除了他赋予了历史学一个合理的内核，就是关于历史认识和撰述方法的精辟分析。在《历史哲学讲演录》(中译本根据英译本书名译为《历史哲学》)就是黑格尔从考察研究历史的各种方法入手的而著的。
根据黑格尔的观点，观察历史的方法大概可以分为原始的历史、反思的历史、哲学的历史。
原始的历史，多是西方早期的历史学家所撰述的历史著作，具有直观性的特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希波战争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撤战争史》，色诺芬的《长征记》就是这种史学方法的代表作品。作者记录了他们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可以从某个角度反映真实的历史瞬间，也可以真实生动的展现出所记时代的时代精神。而原始的历史的局限性也与它的优点一样明显。由于这一类的历史学家叙述的历史仅限于他自己的那个时代，就难免使历史的范围过于狭窄而失去了经验反思的必要现实依据，结论也往往是肤浅的。因而这种历史必然带有片面性，而无法把握历史本身的脉搏和内在联系。黑格尔对此种形式记述历史的史家表示了自己的不满：这种历史作者“既然生活在他的题材的精神中间，不能超出这种精神，所以他毫无反省的必要”，“他编著历史，就会把自己的目的，作为历史的目的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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