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的历史是较高形态的历史。它摆脱了历史的范围限于所叙述的那个时期的约束，用“抽象的观念”对历史资料进行分忻、整理和概括，因此，主宰这种历史知识的写作精神超越了所述时代的局限，更趋向于客观。上升到了知性反思的水平。黑格尔对这种历史的评价是：“一部历史如果要想涉历久长的时期，或者包罗整个的世界，那末，著史的人必须真正地放弃对于事实的个别描写，他必须用抽象的观念来缩短他的叙述；这不但要删除多数事变和行为，而且还要由“思想”来概括一切，藉收言简意赅的效果。” 但黑格尔也指出，这样的历史并没有实现完美，历史学家在试图著史的过程中，要么对于著述的对象投入了过多的个人情感，要么仅仅用自己所处时代的价值观去衡量过去的得失，或者根本就无法找到一个令人信服的立场。
黑格尔认为，真正完善的历史是哲学的历史。黑格尔强调，历史研究的核心实际上是人类思想的演变过程。而人类的思想发展，是由理性和精神所决定的，因此，这样的历史既不会被思想家任意裁剪而去适应自己的主张，也不会因杂乱无章而难于用逻辑去分析和理解。因为决定着一切的不是某些思想家的意志，而是至高无上的绝对理性所决定。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黑格尔试图用哲学史去统帅世界历史的尝试。至于这种观点对错与否，不是这里能够论述得了的，西方职业历史学家也一直对此持反对意见。但至少，黑格尔言论中的种种评价还是颇为深刻的，为19世纪西方历史学的发展做了一个较为客观的总结，也为后人理解，研究历史学本身提供了很多启发。
对理性统一性和普遍性的强调与关注，并没有使黑格尔忽视民族的多样性与历史过程的复杂性。而对于民族精神的看法，黑格尔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在他眼中，民族不仅仅是以地域划分，依一定的自然条件转移的，而是只有在“国家”的概念中才能得到最显著的体现。这让人想起了较早的提出“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孟德斯鸠。黑格尔不像孟德斯鸠那样，将民族多样性和优劣性绝对化的与地理环境因素的差异等同起来，他对地理环境的作用给出了更为合理的定位：从质的方面说，自然环境是“一种主要的、面且必要的基础”；从量的方面说，我们不应该把自然界的意义估计得太高或太低，比如，伊奥尼亚的温和的气候固然大大地有助于荷马史诗的优美，可是这个温和的气候并不能单独产生荷马，而且它并没有再产生其他的荷马。
黑格尔认为，不同的地理环境对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各民族的精神面貌、政治制度和发展的可能的界限有极大的制约作用。但是民族精神只有通过国家才能获得其现实性。国家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核心和基础。这里有必要提到的是，黑格尔在地理因素与历史现实的关系上，没有陷入地理决定论的误区，而是持有明显的欧洲中心论。他认为世界历史是人类文明的进程，而在他看来没有形成文明或文化落后的地区是不属于世界历史行列的。对于欧洲，黑格尔极尽赞美之词，强调只有欧洲才是可以追求自由的地方；对于非洲，他则极为蔑视，认为他们是处于纯粹野蛮状态中的自然人。他们行为上的骚动，“并非为了什么内容，什么思想，它只是一种肉体的狂热，而不是一种精神的狂热。”
黑格尔从未以一位职业历史学家的身份进行中规中距的历史学问题的讨论，然而黑格尔对于西方历史学的贡献是突出的。他为历史学贡献了一套完整又最为合理的理论基础，也很好的总结了史学发展的各种类型、方式和方法；更以一种哲学思辨的眼光来考察世界历史，将它从经验的层面上升到普遍的层面。然而，纵使是明确提出辩证法思想的黑格尔也依然没有像其前辈那样，超然的摆脱政治和民族情绪的干扰，一旦涉及到与自己的民族、国家以及文化相关的历史问题时，还是不免在诸多问题上有些偏颇和陈腐。对此，学者韩震教授的评价是准确的：“黑格尔之所以陷入僵死的模式，不在于他的辩证法，相反地是由于他无法彻底贯彻辩证法。” 不过我们也应以辩证的态度去看待黑格尔所犯的错误，理论发展的阶段性和历史性的特征使我们无法对于前人的思想过于苛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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