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的过程
卡尔·马克思是伟大的哲学家、革命理论家、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1818年，马克思出生于普鲁士莱茵省特利尔城一个犹太人的家庭。马克思的父亲是一位律师，崇尚启蒙思想，使马克思自小便受到理性精神的启迪。当马克思在读中学时，他的历史老师维登巴赫也对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835年，马克思中学毕业后，父亲把他送到了当时著名的波恩大学去学习法律，父亲也想把儿子培养成律师，走自己的道路。然而马克思在这里的表现令他失望。1836年，马克思转入柏林大学学习。柏林大学在当时不仅学习气氛浓厚，而且学术方面在思想学术领域都处领先地位。虽然马克思学习的是法律，但在此期间，他却对哲学和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组织的“博士俱乐部”。这时的马克思在政治上还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在哲学上，是持唯心主义观点的。他在这一时期的作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依然是站在黑格尔主义的立场上。大学毕业后，马克思在担任《德法年鉴》的主编期间，经常深入到下层群体中了解情况，民主思想愈发坚定。同时，他也开始意识到，改造人类社会仅仅依靠理论的批判是不够的，还需要广大的无产阶级的支持和努力。思想上开始逐渐转向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并在不久后提出了以阶级存在形式为划分社会类型和阶段的逻辑思考。1842年，马克思见到了恩格斯，彼此的交流孕育了新的思想。两年后，在由马克思拟定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判了费尔巴哈的机械唯物论，第一次在认识论上提出了新的世界观理论基础——实践论，将科学的实践整合到历史观领域。这也标志着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初步形成。同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神圣家族》，批判了黑格尔和鲍威尔的唯心主义观点，第一次提出了“生产方式”和“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1847年，马克思写的《哲学的贫困》一书，第一次提出了“社会有机体”的概念和新的经济学观点，批判了浦鲁东的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思想，为历史发展的经济基础理论找到了合理的依据。该书也被认为是《资本论》的雏形。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一套完整的历史理论，包含着丰富的内容。概括说来，主要由以下三个核心部分组成。
（一）马克思关于社会有机体与社会结构的理论。
正如前面提到的，在马克思以前，孔德和斯宾塞等实证主义哲学家均把社会看作有机体。但是他们还是没能揭示出社会有机体合理的社会本质。马克思从实践观点出发，科学地阐明了社会有机体理论。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指出，社会发展的过程是“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 在《资本论》中，他进一步指出，“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 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论，就是一种将社会视作由各个领域和各种社会现象组成的系统。一方面，马克思引入了辩证法思想，认为社会生活中各种现象并非孤立地发生着，它们都作为系统的一个要素互相制约，处于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 另一方面，只有将每一个个体或社会的现象、行为作为一个整体系统联系起来分析，才能得到更为合理的理解与阐释。此外，除要以社会系统为视角解读系统内部（即社会内部诸要素）之间的彼此联系，还要具有以社会系统为个体，联系外部条件——自然条件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意识，以维护系统的自觉组织过程。这种观点体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思想，在逻辑上肯定了社会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历史范畴。如同有机体具有自我生成、自我更新能力一样，社会也是在实践基础上自我诞生、自我完善的过程。社会发展每一个阶段都是一个总体，前一个阶段是后一个阶段社会总体中的一个环节。总体表现了这样一个过程，“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白己发展的各个阶段。” 在这种总体化过程中，社会总体从简单到复杂不断演进，体现了前后相继的连续性。
马克思不仅从纵向上阐明了历史发展的过程，还在横向上解释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马克思从已经进入到资本主义经济阶段的西方各国的社会状况入手，总结出人类的社会关系是以社会生产为基础的，即是“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而社会的基本结构，则是建立在经济结构的基础之上的。物质生活的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以及精神生活的过程。这是具有创造性的观点。一改西方史学史上一直将精神或理性作为社会存在基础的意识，为后人更加真实地社会历史的考察找到了现实依据。
（二）马克思关于历史前提和历史动力的理论。
西方的历史哲学，通常都先验的认定历史发展的前提和动力。古希腊哲学家认为，总有一种隐秘的智慧决定了客观世界的存在模式和发展方向，它是世间万物变化的一种微妙尺度和准则。基督教神学认为这种客观精神就是神的意志，而启蒙思想家认为这一前提就是理性的存在。对应这几种先验的前提，历史前进的动力也被分别认为是“无上的智慧”、人对“神的意志的实现”以及“理性的狡诈”。这种先验的历史前提过于抽象，以致于与现实的联系不够紧密，往往流于思维的范畴而无法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而“从来没有为历史提供世俗基础”。 因此也就没能找到历史动力的根源所在。马克思认为，历史前提不应该是先验地构造出来的，而是一些更加现实的东西，因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 这是一种迫切的需要。之所以马克思将他眼中的历史前提定位在物质范畴，是由其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决定的。“物质决定意识”是马克思在哲学基本问题上的态度。因此，人作为社会群体中的成员，无法完全摆脱自然和客观世界的约束和制约，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即历史，也无法回避其存在的物质前提。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西方唯心主义历史观划清了界限，同时也有力的证明了仅从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精神层面探索人类历史发展基本要素的局限性。
然而，马克思并没有陷入庸俗唯物主义而认为经济因素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决定性因素，物质需要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他指出，历史发展的要素，除经济因素外，还包括政治、法律和哲学等上层的精神构建要素。在他的社会有机论中，历史发展的动力合理地被理解为：现实生活的生产（人的自身生产和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构成社会生产总体，“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总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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