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知识涉及宗教、哲学、艺术和科学技术。汤若望的《远镜说》是西洋光学传入中国的第一本书;熊三拔《泰西水法》专论水利机械,徐光启将其与中国的传统水利技术知识相结合,著成他的《农政全书》中的水利章;王征和传教士邓玉涵合译了《远西奇器图说》,介绍物理学原理和简单机械构造。利玛窦将《万国舆图》介绍到中国,使中国人了解世界五大洲之说。他在晚年把在中国传教的经历写成记录,即《利玛窦中国札记》,回顾了他们在中国传教的经历,并且对当时中国的社会、文化、政治情况做了一些叙述,反映了从西方人角度所看到的中国的面貌和文化精神。
耶稣会士来华的时代,是中国社会已经积聚起许多变动的要素,但其能量却又不足以生发出社会组织和文化精神的方向性变革的时代。而这时的欧洲,经过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已经形成了文化和社会结构的重新定向,并且借助于科学技术、工业生产和贸易以及殖民主义向全世界扩展。中国与西方的全面接触已经只是时间的问题。
【复社】天启、崇祯时期,大江南北兴起了普遍的知识分子结社运动,使这个危机四伏的时代增加了一种生气,也增添了复杂性。
嘉靖以后,在经济和交通发达,文物繁盛的地区,学子常常结成社会,以文会友,研习举业,其间也颇为诗酒唱酬、风花雪月的“雅集”。声名较盛的,有张溥、张采主持的应社,孙淳等创办的复社,艾千子等主持的豫章大社等。崇祯初,张溥等人把应社合并到复社之中,形成了联络大江南北以至京师的士人群体。
复社人物起初只在江南,后来发展到江西、福建、湖广、贵州、山东、山西各省。其中如张溥、陈子龙、吴伟业、吴昌时等人都成为进士,进身仕途,遂极力援引复社中人,以为应援。朝中大臣,鉴于复社的影响,也积极拉拢复社,使复社声名益振,其对国家政治的品评也更为有力。尤其是复社的人物既已进入政权的中心,自然要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来参与国家的大事,于是复社走向政治化。
在明末的政坛中,复社主要是与东林余绪相结合,与阉党展开了政治斗争。崇祯十四年,复社运用计谋推翻了执政的大学士薛国观,并以起用本派人士为条件,推举了周延儒重新入阁。周延儒马上起用刘宗周等原东林派的人士和大批复社中人,但是为了平衡关系,也不得不起用了一些原来阉党中的人物,如马士英等。在这种情形下,党派的倾轧自然不能平息。
不久,明朝就被推翻。复社的人士把恢复明朝和抵抗清军的南下,当作自己的责任,成为抗清斗争的中坚力量。但与此同时,党派斗争的习气和余波也延续到了南明小朝廷的政局中去。
江苏无锡东林书院旧址
北京宣武门天主教堂:利玛窦所建北京第一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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