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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兰克作为客观主义史学的代表，他所宣扬的超然态度只适用于历史事件的个案研究，一旦涉及历史过程本身性质时，就不由自主地显露出浓厚的宗教色彩。他怀着对宗教敬畏之情思索世界历史的进程，认为历史是神的见证，是上帝的安排。他最终把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历史过程所蕴涵的全部意义看成是上帝的安排，这种将历史的本体归结到神的思想是伏尔泰“理性上帝”的翻版—上帝创造了世界和人类历史以后，就高居天国，再也不插手人类的事务了。实际上兰克是试图用上帝“把历史的完整性跟相信历史的意义寄托在某种超越历史的力量上面这样的信仰调和起来”，“把宗教看成一副牌里的那张飞牌，留着以备取得用任何其它办法都无法取得的真正要紧的那几张得分的牌”。 可以说，兰克继承了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传统和宗教传统。虽然兰克史学在史学实践中把历史看成人的意识、行为展现的过程，体现了史学本体论中的人本主义倾向，但还是在史学本体论上为上帝留有位置。 客观主义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异同辨析 介绍以兰克为代表的客观主义史学，我们就有必要提到在西方史学史上很有影响的实证主义史学。甚至有人认为兰克史学在根本性质上应当属于实证主义史学，或有论者称客观主义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依据兰克史学的内容与特点，笔者倾向于认为兰克史学当仅限于客观主义史学的范畴。在此，对实证主义史学做简要介绍，以图使读者清楚地认识到实证主义史学与客观主义史学—兰克史学的多方面区别，以明确兰克史学的性质。 十九世纪中叶，西方思想界盛行浪漫主义思潮虽然已经步入晚期，但这种“宣扬激情，天马行空般的想象、追求自然化的艺术与个人生活” 的狂潮之影响依旧是巨大而深远的。浪漫主义思潮带来思想上的无政府状态，思想界需要寻找一种有效的思想结束这种混乱的状况。并且，当时浪漫主义思潮波及史学界，浪漫主义史学盛行，人的主观意志在浪漫主义史学中得到充分体现。史家不但自行设计了历史发展的模式一一把人类的全部历史视为从野蛮状态开始而以一个理性和文明的社会告终的单一过程，而且在史著中倾注了强烈的个人情感。这与科学研究相差甚远，易导致臆测与虚构。而当时盛行的客观主义史学己经流于专注史料考证，没能解决浪漫主义史学带来的问题，也不能没有真正地使历史学上升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另一方面，自然科学的进步，科学实验和抽象规律的研究目的与方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人文科学不满西方古典哲学中传统的机械唯物主义和思辨唯心主义，渴望通过对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进行新的哲学概括与总结，以摆脱近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影响，实现自身的科学化、确定化。
实证主义从个别到一般、从分析到综合的研究理路与史学研究方法吻合，使史学与实证主义哲学更易于融合，有效地清理了浪漫主义思潮泛滥带来的混乱局面。更为重要的是，与自然科学的方法一样，实证主义哲学强调要在确定性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归纳出规律，这一点符合历史学家渴望历史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的愿望，适应了科学化的进步要求。于是史学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实证主义引入到历史研究中，形成了实证主义史学。 实证主义哲学反对形而上的思维方式，拒绝探讨世界观、本体论的问题，试图用“经验”、“感觉”、“要素”等取代传统哲学中思维与存在、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对立，以中性哲学自居，回避对哲学基本问题作明确答复。在孔德看来，人类在实证阶段，“放弃了对宇宙起源和命运诸现象内在原因的探讨。它只是通过理性和观察的结合，使自己限于发现统治着诸现象的继承的和类似的实际规律”。 受此种思想影响的史学家为了在众多的学科中保持历史学得来不易的科学地位，也无心在本体论上进行缈无边际的探讨，而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寻求方法论的科学突破之上，将孔德的“人类的行为和人类的历史严格地受制于因果律”这一原理运用到史学研究当中。实证主义史学家巴克尔(H. T. Buckle )认为命运不能插入到历史的因果链条当中，“神秘的或天命的干预说是不能成立的，上帝只是信仰中的上帝，历史中没有上帝”。 可见，虽然实证主义史学家同实证主义哲学家一样回避本体论的问题，但实际上，他们己将神秘的上帝排除在历史学本体论之外，强调的是根据历史史实归纳出来的历史因果规律，在史学本体论上倾向于科学主义。这就在摆脱宗教神论思想方面超出了兰克为首的客观主义史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