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决意废除分封制, 全面推行郡县制。分全国为36 郡, 以后又陆续增至40 余郡。郡的长官为守、尉、监, 其分权类似于中央的“三公”, 郡守为一郡最高行政长官, 统管一郡政务；郡尉掌一郡军事；郡监御史负责监察。郡下设县或道, 后者设置于边远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县的长官有令( 不满万户的县称长) 、尉、丞, 分别负责政务、军事和司法，大约有1000多个县。郡县两级主官均由皇帝任免, 直接对皇帝负责, 是中央在地方的政治代表。县下设乡, 乡官有三老掌教化, 啬夫掌赋税诉讼, 游徼掌治安。乡下设里, 里是最基层的行政单位。里有里典, 后称里正、里魁, 以乡人强有力者为之。另外还设有掌管治安的专门机构, 称为亭。亭设于城市的街道和乡村的交通要道, 有亭长、啬夫、校长、求盗等官吏。乡村每十里一亭, 城市每街一亭。居民按严密的什伍编制, 伍家为伍, 什家为什, 互相督责, 实行连坐。这样就在全国形成了从上到下系统严密的统治网络, 皇帝高居于整个权力系统的最顶端, 以奉天承运的天赋权威君临天下。但是, 皇帝并非是行政体系结构的组成部分, 中国历代的行政法典中没有任何有关皇帝的条款。既无法律的授权, 又无法律的认定, 但皇帝决定一切, 制约一切, 主宰一切, 于无法之中握有最大的法权, 于法外特权中享有最高主宰权。整个行政机制都围绕着皇帝这个核心运行, 整套政治制度都是以维护和强化皇权为前提而创建。
两汉时期，郡也是一级行政区划。汉朝的郡级政区增加了王国所属的支郡和王国，其行政首长称国相，还兼有监察国王的职责。西汉一度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新设置的郡列为“初郡”，给与豁免赋税或其他优待。景帝时将首都附近地区化为三个郡级政区，合称“三辅”，武帝时改名为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它们的治所都设在首都长安城内，长安县即属于京兆尹管辖。东汉迁都洛阳后，三辅仍沿用不改，但首都洛阳所在的河南郡及其长官改称河南尹，景帝时期，郡守改称太守，郡尉改称都尉，一直沿用至东汉末。西汉在边疆郡太守下增设了一名长史，负责军事。东汉初将这些郡的丞和长史合并称为长史一人，国相所属的丞也改为长史。东汉初，撤销了内地各郡的都尉，其职权由郡太守行使。但在边疆地区还增设了若干个相当于郡级的属国，也有辖县，由都尉为行政长官，下设丞二名。安帝时因发生“羌乱”，为防守西汉的陵园，又在陵园所在的右扶风和京兆尹设置都尉。两汉的郡级政区经常保持在百余个。
汉朝的县级单位增加了侯国和邑。分别是列侯的封国和皇太后、皇后、公主的汤沐邑，其长官称相，职权与县令（长）相同。尉一般减为一人，东汉时规定大县设尉二人，小县一人。西汉初开始，皇帝或太后陵墓所在的县（陵县）直属太常管辖，元帝时才分属所在的郡级单位。西汉末年在全国有1500多个县级行政区。汉朝县以下的机构没有大的改变，只是里典恢复为里正，东汉时在乡一级设置了乡佐，分管啬夫原先征收赋税的职责。
【配套的其他主要制度】
为了维持中央集权体制的具体运转，秦朝建立了与中央政府相配合的各种机构和各项运作制度，这些机构和制度都基本为汉朝所沿用，并逐步完善，并趋于稳定。
1、监察制度
秦始皇设置御史大夫，其主要职责是监察，成为全国最高的监察长官。但御史大夫还兼有丞相副手的职责，既是监察官，也是行政官，这说明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的情况下，监察制度从一开始就是不完整的。
西汉时御史大夫也不是专职的监察官，其主要职责包括监察和执法两个方面，成帝时更名为大司空。御史大夫的下属有中丞，因在宫中办公，是皇帝近臣，常可与御史大夫抗衡。成帝以御史大夫为大司空后，其职权就为御史中丞所取代，另置御史长史。东汉期间统一为御史中丞，但划归少府管辖。与秦朝一样，汉朝中央政府的监察系统也显得薄弱，因为在君权集中的情况下，皇帝更注重于亲自监察御百官间的相互监察。
与中央政府的不完整的监察制度相反，中央对地方政府的监察从一开始就十分明确。秦朝在每个郡设有“监”，负责监察一郡的吏治。西汉初罢郡监，文帝时以监察御史司察诸郡，后改由丞相史“分刺”诸郡（分区刺举诸郡），称为刺史，但没有常设官员。武帝元封五年（前106），除了近畿七郡外。全国的郡被划分为十三部，每部置一刺史，负责监察一部的官吏和强宗豪右，从此成为常制。前89年又设置司隶校尉一职，负责京师百官和附近七郡的监察，全国形成十四个监察区。东汉初省朔方刺史部，并入并州，又改交趾为交州，成为十三刺史部。
刺史监察范围严格限制于六条诏书内容范围内六条以外，规定一律不许过问。
东汉开始，刺史部逐渐有了一部分地方政府的职能。由于光武帝不信任三公，授权刺史可独立处理郡国事务，对守、相进行赏罚等。原来刺史的职责只限于郡守、相等，顺帝时扩大到县的丞、尉，东汉中期以后，甚至常率郡县兵镇压变乱。但直到公元188年，刺史的主要职能还是监察机构。
2、官员选拔制度：察举与征辟制度
封建专制统治的本质是人治, 在把一种理论形态的制度或政策转变为实践活动的过程中, 各级政府官员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中间环节, 从这个意义上说,治国的前提是治人。官吏的素质、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政策的实现水平。因此, 地主阶级政治家、思想家始终把选拔和任用人才提高到国家兴亡的高度, 先后建立和执行了许多选官制度和任官制度。在早期宗法社会, 选官制度为世袭制, 西周的世卿世禄制是它的主要形式。世袭制的弊病是不分贤愚,只问血统, 它只能造成整个统治阶层能力的下降和权力的腐败。战国以后的军功制适应了兼并统一战争形势的需要, 在历史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军功制毕竟是战争年代的产物, 无法满足和平建设时期选拔管理人才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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