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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贡国王斐迪南史》是在亚尔丰琐授意下写的。此书主要是宣扬斐迪南的丰功伟绩的，分析问题肤浅而粗糙，唯一的优点是作者对史料能持批判态度。此书不是瓦拉的主要著作，他作为史家为后人称颂主要是靠他在1440年写成的《君士坦丁赠礼的证伪》。 《君士坦丁赠礼的证伪》是针对教会的一个重要文件即“君士坦丁赠礼”而作的。公元八世纪，法兰克国王丕平将他夺取的一块土地献给了教皇，从此建立了教皇国。然而教皇认为丕平的敬献不够权威性，因此伪造了一份文件，它的内容便是“君士坦丁赠礼”。伪造的文件宣称，罗马皇帝君士坦丁身患顽疾，圣彼得和圣保罗显灵，指示他向教皇求救。君士坦丁照做了，教皇昔尔维斯特一世给他施洗礼，病神奇般地痊愈了。为了答谢教皇，君士坦丁将这块土地连同三项特权赠与教皇。这三项特权是：（1）承认罗马主权在全世界主教中的最高地位；（2）君士坦丁东迁，将罗马和意大利的统治权力交给教皇；赐予教皇绛色皇袍和三角冠，象征教皇有统治西方诸国的世俗权力。 这个文件是教皇争夺世俗权力的主要根据，罗马教廷把它收入官方的法令集，不许人们怀疑它的真实性。在教廷的长期宣扬下，一般人都相信这个文件是真的，甚至但丁也相信。但对它发生怀疑的人也不是完全没有。早在教皇约翰二十二世时期（1316-1334年），就有马西略·怕杜阿（Marsilius of padua，1290-1343？）撰文反对教皇握有世俗权力，并对这个文件提出疑问。此人是意大利学者，巴黎大学的哲学教授，从1313年起担任巴黎大学的校长，他因这篇文章遭到教廷的迫害，被开除教籍。 但后来他协助皇帝巴伐利亚的路易四世（1287-1347年）攻占罗马，被认罗马区的主教。1330年约翰重掌教权，更加维护“君士坦丁赠礼”这个文件，凡对它发生怀疑的人均被视为异端。 瓦拉之前虽有人怀疑过《君士坦丁赠礼》的真实性，但都没有对它提出过系统的批判，从头至尾对它提出系统批判的，瓦拉实为第一人。 瓦拉列举了许多论据，说明君士坦丁不可能颁发这个文件：第一，君士坦丁的这一“赠礼”不但损害了他的子女和亲近继承遗产的权利，也触犯了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的权利，皇帝没有把元老院和罗马人民转让给别人的权力。第二，这一 “赠礼”与全部教会法相矛盾，对于教会也是一个侮辱。从历史上看，瓦拉指出，我们知道历史上有许多王国，但是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叫西尔维斯特的王国，也没有听说过有教皇作皇帝的事。他根据四世纪罗马史学家攸特罗庇乌斯（Eutropius）《罗马史概要》的记载，指出君士坦丁的帝国不是传给别人的，而是传给他的儿子们。从文件本身来看，瓦拉指出文件中把罗马的“官员”称作“总督”是不应该的，当时没有这样的称呼。文件中引用了许多基督教的文献资料，有些地方整句都是从《启示录》中来的，当时君士坦丁还不是基督教徒，不可能知道这些。还有文件中出现“君士坦丁堡”之名也是不应该的，因为 “君士坦丁堡”之名在当时还不存在。文件中提到“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也同样荒谬。根据这些事实，瓦拉断言：编写这部文件的人不是君士坦丁时代的人，而是比君士坦丁晚得多的人。瓦拉还在文件中发现一些拉丁语法上的严重错误，他认为在那个拉丁文化非常发达的时代，在皇帝的诏书上出现野蛮人的语言，也是不可理解的。瓦拉这一著名论文虽然还不完备，甚至夹杂着很多错误和不确切的说法，但仍为后来的历史批判奠定了基础。 瓦拉令人信服地证实了《君士坦丁赠礼》的虚伪性，这一发现在知识界产生了地震一般的后果， 不仅揭穿了一件西方世界最著名的赝品，为以新教为代表的基督教内部的改革势力提供了反教皇制度的有力武器，而且唤醒了西方史家的历史怀疑精神，即令是传统认为的所谓第一手的资料，即权威资料也并非是历史的真实。更重要的是他确立了一种科学的史料认识方法，即一定时期的史料同该时期的文化状况存在必然的联系。瓦拉的考辨不限于中世纪的文献，而且对一些古代权威的著作也敢于提出质疑。如他根据一定时期人们所用术语、句型结构、思想认识的差异等原则在李维的著作中找出185处记载和传抄错误，指出攸西比乌斯捏造事实。由于他的成功，古代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创立的文献校勘研究方向在消失千年之后获得了重生，从而奠定了近代史学得分支学科——文献校勘学的最初的对象、任务和方法论基础，直接启蒙了后来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史家的怀疑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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