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世界各国的风尚和精神》（中译本称《风俗论》）是伏尔泰另一重要史著，1755年出版。是一部真正名副其实的世界史。前此欧洲所谓世界史是指西方。伏尔泰是反对西欧中心论的第一个人。在本书中强调了东方民族对西方人民的贡献。伏尔泰对中国怀有好感，称颂中国文化上的成就与贡献。书中讲到伊斯兰教文明、远东文明对欧洲的影响。记载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情况。因此伏尔泰把世界史的范围扩至全世界。这部书可以说是一部具体而微的世界文化史，为后来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范例。
伏尔泰是启蒙运动的先驱，是唯心主义史学派的创始人。作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分子，伏尔泰的著作反映出他完全是一位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伏尔泰的史学思想大致如下：
首先,伏尔泰扩大了历史学研究领域，把历史看作是一个关于人类多方面活动的整体。纵观西方古典史学传统，希罗多德首开博通之先河，属意社会文化想象，风物人情无所不包，但占据西方史坛的始终是修息底德的政治史传统，直到伏尔泰，西方史学才又有了重大变化。他认为应该把描述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活动作为史学的重要内容。他说：“我几乎到处只看到国王们的历史，而我要写大众的历史。” “我写历史更多地是写一个伟大的时代，而不是一个伟大的国家。那不应当简单地仅仅是他在位的年代记，相反，应当成为最能为人类增光的那个时代的人类智慧史。” 而他不出所望，在其《路易十四时代》中所涉及范围不仅包括政治、军事、内政、外交，而且还包括司法、商业、军事、财政、文学、艺术、宗教、科学、礼仪和习俗等等，这些构成了该书的体例。实际上，伏尔泰是把文化史纳入了历史学领域。伏尔泰对文化史的理解非常广泛，不仅包括文化沿革史、艺术发展史、科技发明史，而且包括各民族发展史和社会史。伏尔泰以前的史学家们，一般都只注重于政治、军事和外交，致使人类历史的面貌显得很狭窄。这主要因为那时人们的精神生活还不丰富，认识就局限在这些活动中。而伏尔泰所处的理性解放的时代使他的思想打破了这种束缚，表现出一种突破只记帝王世系和战争年代的趋向，在史学上放眼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需要指出的是，在近代西方史学发展史上，伏尔泰最先把社会文化而且是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引入历史领域，倡导“文化史观”，扩大了西方宏观世界史认识的研究领域，被后人尊称为文化史的鼻祖。
其次，伏尔泰对历史科学的贡献，还在于他敢于否定传统的世界史体系，开始把人类历史当作一个整体进行综合、比较研究，扩大了人们认识世界的视野。以往的“世界史”，大都是以基督教圣经的观点来写的，又受知识和材料的限制，所述内容往往只限于希腊、罗马、埃及、两河流域和犹太人的历史，而且强调君权神授、万世一系的观念。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坚持反对在正统宗教教义的束缚下狭隘地研究历史，认为神学本身是一切谎言的蓝本。随着当时航海事业和与亚洲、美洲各国贸易的发展，人们的眼界也越来越开阔。1765年风靡各国的《论世界各国的风尚和精神》，就是伏尔泰对斑澜千年的人类文明作了正本清源的描述，显示了人类文明演进的过程。在《论世界各国的风尚和精神》中，就是伏尔泰完全用非宗教的观点解释世界历史，认为世界各民族的文明在时间上早于《圣经》所说，在地域上也远超出早年基督教徒和犹太人所知的范围。他放眼世界，否定欧洲中心说，将当时历史学家所忽略的迦勒底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和中国人都包括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他还进行了东西方文化比较，推崇东方文化，特别对中国文化估价很高，认为这是理性主义的文化。伏尔泰破除了法国人的民族偏见，引导人们以世界的眼光看世界。更重要的是，他向人们提出了和宗教史观完全对立的世界历史发展观点。宗教史观的本质在于断言至高无上的“天命”决定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而伏尔泰摒弃了天命的意志，提出了人类社会自身进步发展的思想，把人类发展的全部历史构筑在不以神的意志为转移的世界内在演化原则的基础上，这是伏尔泰历史哲学中的精华。但他因对宗教的批判进而全面否定中世纪的历史与历史学，说中世纪的历史是充满着狼与熊的搏斗，这一点则是偏激的。
再则，伏尔泰把历史看作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这同理性主义思想家否定神性、坚信人类的力量，对未来社会充满希望的思想是分不开的。在《路易十四时代》中，伏尔泰提出了四个“时代”，即菲利浦——亚历山大时代、恺撒——奥古斯都时代、穆罕默德二世攻占君士坦丁堡以后的时代和路易十四时代，是可作为后世示范的时代。他认为路易十四时代是尽善尽美的时代。人类的理性在路易十四时代已臻于成熟，健全的哲学在这时开始为人所知。法国的文化技艺和智能风尚同其政体一样，都经历了一次普遍的变革。这四个时代展现了一个智慧——德行——理性的不断完善的过程，体现了伏尔泰关于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进步历史观。伏尔泰有力的批评了神学史观，使史学变成新兴资产阶级手中有力的思想武器。他指出，要摆脱宗教迷信的束缚来研究全人类的历史。他认为，人类历史在不断前进，社会在不断发展，最终将会破除一切来达到一个理想的境界。而这与神的意志是毫不相关的。在他的笔下，《圣经》不是上帝的“圣书”，更不是揭示历史的最高权威。世界各民族的起源，比《圣经》所载要早得多，在地域上则更是远远超过早年犹太人与基督教徒所了解的一隅之地。伏尔泰对神学的摒弃，以人类历史进步的思想取代了神主宰世间命运的观念，这无疑是他史学上的主要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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