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编纂历史的方法上，伏尔泰主张依据历史事实撰写历史，反对把任何外部的权威理论注入历史研究之中，认为历史应该是信史。在他以前，法国的历史著作完全不尊重客观史实，不重视实地调查，往往单凭作者个人好恶，将历史事件编得象小说、童话一样。伏尔泰告诫人们：“我们读历史时，切记不要轻信那些虚构的寓言。”这一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当时流行的基督教史作确实充满了荒谬，把宗教的神话传说当作确信无疑的信史。他弃绝旧习，从掌握大量的史料入手，遍访欧洲各国，去勘探真实可信的史料。无论是在写《查理十二传》、《路易十四时代》，还是《彼得大帝时代的俄国史》都是本着这样的原则和方法，伏尔泰为此在中篇哲学小说《天真汉》中借天真汉之口批评旧史学，提出了自己对历史科学的观点。但他在剥除这种伪历史的外衣时，却连古代史的历史性也一并除去了。他否定古史的理由并不新鲜，就是笛卡尔的不可知论。而他在贯彻这一撰史原则时又有其矛盾性。一方面，他注重考察史料真伪；另一方面，又把难解的历史问题委之于偶然性，在史料的选择上以支持自己主张为标准，凡不合己用的史料均予摒弃。
纵观伏尔泰的历史著作，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其中的指导思想——理性主义。伏尔泰不但领导了启蒙时代的理性革命，而且将理性主义的精神带进了历史学领域。他坚信理性必然胜利，他写史的目的也向人们宣传理性，起到一种启蒙作用。同时，伏尔泰号召人们要破除各种宗教迷信的束缚来研究人类的笔触横扫整个旧史学领域，使人们摆脱了过去历史研究中的神学束缚；另一方面他又将人们的眼光引向艺术、风俗和科技的发展，为后世史学家们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开辟了新的远景。然而，在伏尔泰的身上，我们也看到了18世纪启蒙学者的共同局限。对自然神论的信仰，对中世纪历史的蔑视，唯心主义的历史观等等。他盲目崇拜理性，把理性看成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认为人类历史就是理性同宗教愚昧作斗争的历史，实际上尊崇了理性之神，没有发现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因之所在；此外，盲目的否定中世纪，只看到其黑暗的一面，其批判精神缺乏辩证的因素，历史的连续性在他这里荡然无存。然而，与其思想的闪光之处相比，这些瑕疵似乎不那么重要了。我们毕竟不能以今人之观点去苛求于他，他为西方史学所作的贡献是巨大的，不愧为理性主义史学派的奠基人。伏尔泰“为历史开一光明之路”。
狄德罗(Denis Diderot ，1713—1784) 法国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者、文学家、百科全书编纂家。他博览群书，勤奋好学，专心致志研究自然科学、语育和哲学等，同时向当时著名的科学家和思想家虚心请教，与他们探讨各种感兴趣的间题。狄德罗运用各种机会充实自己，终于成为一位博学多才的人。狄德罗的主要著作有《论解释自然》(1753)、《修女》(1760)、《拉摩的侄儿》（1761年写成，1821年出版）、《达兰贝尔和狄德罗的谈话》(1769)、《关于物质和运动的哲学原理》(1770)等。在哲学领域里，他认为自然是一个永远流动的统一的系统或整体，其中存在的无非是时间、空间和物质，物质的基本形态为分子，可以自行运动，无需神的干预。他萌发了统一、联系和转化的概念，表露了辩证法思想的因素。他提倡唯物主义的感觉论，肯定知识来源于感觉，而感觉是外界事物刺激人们感官的结果。他重视思维的作用，例如，综合感觉材料，制定假说，从而进行实验，扩大人类的认识范围。在政治领域，他宣传“契约论”思想，声称君主的权威来自政治契约，君主的职责在于保卫公民不受他人欺凌。他抨击封建社会中神权和政权的干扰，大力提倡自由，包括政治自由、贸易自由以及学术研究自由。他希望理性能恢复力量，期待开明君主出现，进行改革，建成合理的社会。他一度对沙俄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抱有幻想，1773—1774年应邀访问圣彼得堡，后失望而归。
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狄德罗同宗教神学进行了无情斗争。1746年，他发表了第一部作品《哲学思想录》，以随感形式，论证天主教关于上帝的迷信是荒谬的。巴黎法院惊恐万状，立即判决把该书没收销毁。1747年，他的《怀疑论者的散步》一书间世，由于宣传无神论思想，他被替察局当作“极端危险的人”，而列入特别档案。1749年，他写了著名的《论盲人书简》，借盲人之口指出，如果要一个盲人相信上帝，那就要让他摸到上帝。但世间又有谁真的摸到过上帝呢？狄德罗以此证明上帝是不存在的。为此，法国反动当局给狄德罗扣上“思想危脸”的罪名，使他身陷囹圄。狄德罗出狱后，继续从事反对神学唯心主义的斗争。1770年他又撰写《哲学思想录增补》，明确断言“在宗教问题上，怀疑远不是不敬神的行为，而应当被当作好事情。”他问道：“在最初几世纪,有60种福音差不多是同样地被人相信的。人们对其中56种已因其幼稚和拙劣而加以摈弃，在那依旧披保存着的几种之中就一点没有幼稚和拙劣的东西吗？”狄德罗在其许多作品中阐述了这样一个思想：客观存在的是唯一真实的物质世界，根本不存在宇宙之外的实体。因此，神是不存在的，神是“一个没有意义的, 不可理解的字”。
从否认上帝存在的基本思想出发，狄德罗证明上帝存在无非是为了夸耀神的智慧而牺牲自然的力量，是“用最可疑的事情, 来证明最不可信的东西”。狄德罗认为宗教神学是理性的敌人，他说，理性是人类前进的火炬，如果抛弃了理性，人类也就没有引路者。而宗教神学恰恰要毁灭人的理性。他谴责教会和神学家为研究自然的人设置种种精神障碍，在社会上起了很坏的作用。他把神学唯心主义者视为“傲慢、吝啬、伪善和奸诈之徒”，把他们比作“把朝生暮死的那一点短促的生存时间都化在叮人咬人、打扰人工作和休息”的“讨厌的蚊子、苍蝇”。狄德罗对有人笃信上帝感到可笑, 从内心里蔑视他们“多么愚味, 多么荒谬！”
狄德罗执着地信仰无神论, 即使在生命垂危之际, 任凭神甫百般劝诱, 他也未改变自己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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