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知识分子”与“现代科学技术”的迭合，就凸显了对科学家的急切需求。抓科学，就必须抓人才。因此，周恩来提出：“集中最优秀的科学力量和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到科学研究方面。用极大的力量来加强中国科学院，使它成为领导全国提高科学水平、培养新生力量的火车头。”
会后一个月，中央政治局向全党发布了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重视知识分子问题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迅速地改变我国的科学和文化落后状态，力求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能够在十二年内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而使我国建设中的很多复杂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的问题能够逐步地依靠自己的力量加以解决”。《指示》中提出必须“立即从现有的高级知识分子和已经分配其他工作的高等学校毕业生中，调集一批优秀的力量，到科学研究方面来，并且立即在党内调集一些有科学知识的党员骨干到科学研究机关中来”。还强调要“加强中国科学院，使科学院能够确实地成为领导全国科学研究的中心”。
周恩来在《报告》中宣布国务院将着手制定1956～1967年科学发展的远景规划（后简称“十二年科学规划”）。1月31日，召开了以此为主题的动员大会，会上宣布成立以范长江为组长的“十人科学规划小组”。3月起，规划工作全面启动，8月下旬完成了编制任务。十二年规划从13个领域提出了57项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并从其中抓住更带有关键意义的12个科学研究重点：（1）原子能的和平利用；（2）无线电电子学中的新技术；（3）喷气技术；（4）生产过程自动化和精密仪器；（5）石油及其他特别缺乏的资源的勘探，矿物原料基地的探寻和确定；（6）结合我国资源情况建立合金系统并寻求新的冶金过程；（7）综合利用燃料，发展重有机合成；（8）新型动力机械和大型机械；（9）黄河、长江综合开发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10）农业的化学化、机械化、电气化的重大科学问题；（11）危害我国人民健康最大的几种主要疾病的防治和消灭；（12）自然科学中若干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在列入十二年规划的57项重大任务中，以科学院作为“主要负责单位”的有8项，以科学院作为“联合负责单位”的有15项，两项合并占总项数的40.4%；另有科学院作为“主要协作单位”参加的有27项，三项合并占总项数的87.7%。
由此起步，“科学院人”大展宏图，一抓“尖端”，二抓“重大”，三抓“基本”。配合“两弹”（原子弹和导弹）攻关，开创人造卫星事业，落实“四大紧急措施”（电子学、计算机、半导体和自动化四个前沿领域），部署和组织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和基础理论研究等等，创造了“文革”前的十年辉煌。
（2）《论十大关系》的发表
为准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956年初，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工作，听取了中央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经政治局几次讨论，毛泽东将汇报的问题概括为十大关系。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对十大关系作了报告。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他又发表讲话，对十大关系作了进一步阐述。报告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讲话精辟地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正确处理的各种矛盾关系，这就是：1.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2.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3.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4.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5.中央和地方的关系；6.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7.党和非党的关系；8.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9.是非关系；10.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问题上，要用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上，要充分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基地，以便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问题上，在强调加强国防建设的重要性时，提出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把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问题上，三者的利益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既要提倡艰苦奋斗，又要关心群众生活；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要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地方的权力，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上，要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党和非党的关系问题上，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问题上，必须分清敌我，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是非关系问题上，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并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问题上，要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要反对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或一概照搬。
《论十大关系》中关于从中国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的思想，关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设想，等等，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它对于党的八大路线的确立，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论十大关系》的基本精神和主要主张，实际上都融入到八大制定的路线和通过的有关报告、决议中去了。所以，把这个报告，连同八大确立的路线和毛泽东稍后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看作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取得的主要成果，是符合实际的。50年的实践表明，毛泽东当年提出的基本思想和主张，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是富有生命力的。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以苏联经验为借鉴，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明确了党对每一种关系应当采取的正确方针，这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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