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派斗争是从1957年6月8日起，中国共产党发动并领导的一场全国范围的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进攻的政治斗争。1957年5月，中国共产党发起一场整风运动。许多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就党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但确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为了澄清大是大非，稳定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社论，从此，在全国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对于右派分子的进攻予以反击是必要的。但是，由于中央对国内政治形势作出了不切实际的估计，又采取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错误方法，不适当地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持续近一年时间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把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党员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等错划为“右派分子”，为数达55万人，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并使党内的“左”倾错误和骄傲情绪明显地发展起来。从1959年到1964年，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先后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多数人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1978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其余右派分子的帽子。1979年9月，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中共中央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全面复查，把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同志的错误结论改正过来，到1981年底基本完成这项工作。
⑤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虽然毛泽东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初衷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但对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认识不足，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这时已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它没有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性质，只是一场破坏社会主义发展的内乱。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反革命集团、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分为三段：第一阶段，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1969年4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一阶段中，“文化大革命”从文化领域的过火批判，到学生的罢课串联，再到全面夺权和全国性的武斗，不断升级和扩大，给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破坏。“文化大革命”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到顶峰。第二阶段，从党的九大到1973年8月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一时期，属于艰难的调整阶段。“九一三事件”之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提出纠正极左思潮，着手调整国民经济，积极进行解放干部的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但是毛泽东同志却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1973年8月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并且使王洪文当上了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加强。第三阶段，从党的十大到1976年10月。1974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使政治空气重新紧张起来。1975年，周恩来同志病重，邓小平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领导人相继去世，江青集团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同年10月上旬，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和叶剑英等，代表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20世纪60年代中期，党内指导思想的“左”倾错误的发展；毛泽东对形势的错误判断；林彪、江青集团利用和助长毛泽东的错误。正是这些因素导致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从而使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严重偏离了正确的轨道，进而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严重破坏埋下了祸根。“文化大革命”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除了毛泽东同志领导上的错误这个直接原因以外，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主要的是：
第一、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我们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科学著作是我们行动的指针，但是不可能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各种问题提供现成答案。从领导思想上来看，由于我们党的历史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是阶级斗争，并且面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悉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疾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此外，苏联领导人挑起中苏论战，并把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变为国家争端，对中国施加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巨大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正义斗争。在这种情况的影响下，我们在国内进行了反修防修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雾日益深入到党内，以致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是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或所谓路线斗争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这样，党就很难抵制毛泽东等同志提出的一些左倾观点，而这些左倾观点的发展就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持续。
第二、党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我们党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在反封建斗争中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制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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