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九世纪》，何兆武：《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25—229页。
三十年代片段
人们常常注意到：在个成熟的哲学和历史学之间存在看某种对抗性。有人常常从一些先验的观念去推测事情该是怎样的，在没有注意到这些观念在许多方面是可疑的情况下，就进而在世界史中去找这些观念的反映。于是．人们从无数的事实中，找出一些似乎能证实这些概念的东西。其中一个观念被历史学家们不时地看作是不可证伪的；人类沿着一条没有中断的路线发展，并逐渐地走向完善。费希特。是这一领域最重要的哲学家，他认为存在一个将世界分为五个阶段的进程表：理性作为本能的统治阶段；理性作为(外部)权威的阶段；从理性的外部权威中解放出来的阶段；理性作为科学的阶段；理性作为艺术的阶段。这恰如一个人一生所经历的五个阶段：天真；罪之初；邪恶之极；正义之韧；正义之盛。如果这—个模式或一个类似的模式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存在的活，那么，通史将不得不去研究人类在这条道路上一个世纪一个世纪所取得的进展，这样的话，历史学将包括对这些概念的出现、发展的追踪。但这是完全错误的。首先，哲学家们就对这些所谓主要观念的性质、选择，意见分歧很大。而且，他们很明智地将自己的观点限定在世界史上少数几个国度里，而把其他民族的生活视为次要的、无价值的。否则，人们什么时候也不该忘记这样一点：自原始之初至今，世界各民族一直以最多样的方式发展。
获得人类事务知识的方式只有两种：通过对特殊性的感知或通过抽象。后者是哲学的方法，前者是历史的方法。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就是启示也包含有抽象学说和历史。人们必须清楚地区分知识的这两种不同来源。那些把历史仅看作是特殊事件的大迭加的历史学家，肯定是错误的，那会使人们仅诉诸于记忆。由此产生了一种堆积历史特殊事件的做法；其原则是以某些一般道德规范为轴心。我则相信这样一点，历史学——在最高点上——本身需要、也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将对待殊事件的研究和观察升华成对事件的普通性观念，升华成一门客观实存的、相关的知识。
我认为，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须具备以下两种持质：首先，他必须有这样的感觉，自己就是那特殊事件的参与者，并且乐意这样做。如果他对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展现出多样性的整个人类有着真正的感情，这一人类永远带有下列特征：既善良又邪恶；既高贵又兽性；既有教养又粗野；既企求永恒又沉洒于一时欢乐；既幸福又悲苦；贪得元厌、永不满足。如果他果真如此而感受人类，那么，他将——无须考虑事件的发展——乐意地去观察人类为求生存所做的不懈的努力。他将很容易地看到人类追求什么德行、犯过哪些错误、有过那些幸福与不幸，在这些不同条件之下本性的发展，以及——以至边括一切——统治人民的国王、事件的发展、伟大事件的发展——对所有这些，他都将占探索、目的只在于从个体生活本身得到乐趣。正如人们可以从花中得到喜悦，而不问此花应属于林奈分类中的哪一类、奥肯分类中的哪个序、哪个族；一句话，不去思考整体是如何表现于个体的。
但这不够；历史学家还必须注意事物的普通性。他与哲学家不同，没有什么先验的思想，当他思考特殊性时，作为普遍性的世界的发展也将在他面前展开。但这种发展与某种一时流行的普遍概念无关，与它相关的是完全不同的因素。地球上没有一个国家是完全封闭的。正是有那种依赖于该民族的特性的外部交往才使一民族登上世界历史舞台。通史必须以此为中心。一些国家先于其他国家有了这种力量，并对其他国家施加显著的影响。世界上所出现的各种变革，无论好还是坏，主要起源于这些国家。因此，我们的注意力不应集中在那些在某些人看来力量强大的一般概念上，而应是那些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国家。我们应关注这些国家对其他国家所施加的影响，他们之间的斗争、在战争和和平中他们的发展。如果仅从兽性力量的活动出发看待历史上各力量的斗争，抓住这一现象的次要因素，那么，我们便大错特错了，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可在缺乏精神基础、物质的情况下生存。力量本身便涵有一种精神的物质、一种创造性的才能，这种东西有它自身的生命周期、能满足一些对自身或多或少特殊的条件，并为自己创造活动的领域。历史学的任务是对这种生命进行考察，它无法用一个词，一种思想作为它的特征。体现于世界之中的这种精神并不受这样的限定，它以弥漫于其存在物的各种联系的方式存在。在其中，没有偶然性，万物之中都有它显现的根基。
六十年代片段
我们必须承认，历史学不具有哲学系统那样的统一性，但它确实有自己的内在联系。我们看到一系列事件、一个跟着一个、一个又以另一个为条件。我这里所说的“条件”，当然不是指绝对的、必然意义上的条件。重要的一点是：人类的自由在各个方面展现，史学的巨大吸引力根基于这一事实：它以这一自由的画卷为对象。
但这种自由伴随着强力，原基性的强力。没有它，自由既不可能在事物的进程中，也不可能在观念中生存。无论何时，总会有某种新事物出现，但它只能来自于人类行为的创造性的、共同的源头。没有仅为它物存在的事物，也没有完全被包含于它物实体中的事物。一种紧密的、绵延的联系无处不在，其中没有完全独立于它物的东西。自由与必然性的存在是互相依赖的。必然性隐含在—切已形成且不能回归其本来面目的事物中，它是所有一切新的、正在显现的活动的基础。过去发生的事物，与现在正在产生的事物联接在一起。但这种联系并不具有任意性，它只能以一种特定的而不是其他的方式存在。这也是知识的一个恰当的对象。一列长长的、同时发生或相继而发生的事件，以这样一种方式联结在一起，这就构成了—个世纪、一个时代。时代与时代的不同是因为自由和必然性这两种对抗原则的冲突，产生了新时代、新的环境。如果我们把这些具有自己独特本质的世纪序列，描绘成是相互联结的，那么，我们就已经完成了一部从远古之初至今天的整体史。整体史不是以特定的关系和趋向，而是以完整性、总体性，理解人类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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