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史这一学科与专门化的研究区别在于，整体史在研究特殊事件时，从不失去其整体的视角，这是其研究的基础。
特殊事件、甚或是一个细节的研究，具有其本身的价值，如果做得好的话。关注于人类事务，总会揭示某些使人立刻产生兴趣的东西，即使是某些细节，也具有指导性的价值，因为每一件与人相关的东西，都值得我们去了解。但这种专门化的研究，总是与人背景相关的，甚至地方史也将与整个国家的历史、传记与教会和国家中的重大事件、与民族或整体史的一个时代相关联。仅所有这些时代本身，正如我们已注意到的，反过来构成了我们称作整体史的全体。从一个更广泛的背景出发研究这些时代，会具有更大的价值。我们最终的目的——还没有达到——永远是一种人类历史的概念和构成。从目前历史学研究所走的道路看，且就历史仍被看作是须包括一切详细的知识而言，这种倾向仍将会继续下去，失去整体观以及人们皆企望的那类知识的危险是确实存在的。历史学不仅仅是一门学院式的学科；人类历史的知识应该是人性的共同财产，它必然首先有益于我们自己的民族，没有这，我们的工作就可能完不成了。
没命必要担心，我们最终只得到我们前辈所满足的那种含糊的通则。今日，各地学者做了许多研究，如果这些研究成功，富有成效，人们再不会去发展这种通则了。我们也不会复归到那些过去人们津津乐道的抽象概念上。一些历史短文的累积，加一些关于人类性格和道德的表面判断，是不可能导致完善相令人满意的知识的。在我看来，我们须在二个方向上努力：对历史事件中有效因素的考察和对它们整体关系的理解。
在精确之上求整体理解，永远是一个理想的目标，因为这要求对人类整体史有一个极其透彻的了解。一个单一细节的了解就要求我们作深刻的、富有穿透力的研究。在眼下，我们都同意，批判方法、客观研究、系统的构造、可以也必须联合起来。历史研究不会因与整体相关联而失去任何东西：没有这种联结，研究将软弱无力；没有精确的研究、整体的概念只能是一个幻想。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39~48页。
这次演讲的题目叫做哲学的世界历史。那就是说，并不是从世界历史作出一些普遍的观察，再从世界历史的内容举例来阐明这一些观察，而是世界历史的本身。为了对于本讲的性质从开始就能有一种明白的观念起见，我们必须先行检查关于研究历史的其他各种方法。观察历史的方法．大概可以分为三种：
(一)原始的历史。
(二)反省的历史。
(三)哲学的历史。
(一)关于第—‘种历史，只要举出一两位著名的历史家。便可以给人一个确定的典型。例如希罗多德斯、修昔的底斯和其他同样的历史家们。他们的叙述大部分是他们亲眼所看见的行动、事变和情况，而且他们跟这些行动、事变相情况的精神，有着休戚与共的关系。他们简单地把他们周围的种种演变，移到了精神观念的领域里去，这样外在的现象便演成了内在的观念。诗人以同样的方式，运用他感觉中的资料造成他的观念。当然，这些原始的历史家也利用别人的报告和叙述，因为一个人决不能耳闻目见一切的事情。不过他们只把这些资料当作是一种组合的元素，这和诗人受赐于已经成立的语言文字的遗产，又是同样的情形。历史著作家把飘忽的片段联系在—起，然后把它们宝藏在泥摩息尼神庙之中，使它们不朽。各种稗史、民歌、传说都不能列在这种原始的历史里面。这些稗史民歌传说所表现的历史的意识还在朦胧的状态，所以它们属于观念朦胧的民族。这里我们要研究的民族，是已经知道他们是什么，和他们在做什么的民族。当真看见的和可以当真看见的现实，是有坚实的基础的，而产生这些稗史和诗歌的那个飘忽模糊的成分，它是没有坚实的基础的，等到各民族的个性发达成熟。这些稗史和诗歌在历史上的权威就不能存在了。
这样的原始历史家把他们熟知的各种行动、事变和情况、改变为一种观念的作品。所以这种历史的内容不能有十分广大的范围。这一点，我们可以拿希罗多德斯、修昔的底斯、基察第尼为代表。凡是在他们的环境里出现的和活动的。就是他们主要的资料。那位历史作家所受的种种影响，也就是形成他作品骨干的那些事变所受的影响。作家的精神和他记述的那些动作的精神。是一般无二的。在他所描绘的一幕一幕的剧情中，他本人曾经亲自参加作一名演员，至少也是一个休戚相关的看客。他所绘画的只是短促的时期，人物和事变个别的形态，单独的、无反省的各种特点。他的愿望无非是要把他亲自观察各种事变的所得，留下一个最清楚的影像或者韧彻如生的描绘，给后世的人、他既然生活在他的题材的精神中间，不能超出这种精神，所以他毫无反省的必要。假如他像凯撒那样拥有统帅或者政治家的高位，那么，他编著历史，就会把他自己的目的，作为历史的日的来处理，假如我们说一位这样的历史家没有反省，在他的著作里边人物和民族自己自动出现，那未，那些演说，如像修昔的底斯所写出的那些演说，我们也可断言，它们决不是可靠的记录。但是演说是人类杜会中的行为，而且是具有非常重大影响的行为。不错，人家时常说：“那只是废话罢了”；借此表示演说的无谓。这里所指的演说也许只是“废话”，废话本来是无所谓的。但是民族向民族所作的演说，以及对于民族和君主所作的演说，是历史不可缺少的基本成分。譬如：那位最有修养、最纯正、最高尚的政治家伯里克理斯的演说，就算是修首的底斯所完成，终究和演说者的性格相差无几。在这一类的演说中，这种人宣布了他们的民族所奉行的格占，也就是形成他们自己的人格的格言；他们不但发表了他们的政治关系的见解，以及关于他们的道德的和精神的本性的见解；并且发表了他们的目的和行为的各种原则。历史家放在他们嘴里的种种说辞，并不是虚悬假设的自觉，而是演说者自身的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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