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我们必须问他们多多接触，必须多费时光加以钻研，使我们好像与他们的民族共同生活，并对他们的精神深切了解的历史家，他们的著作不但可使我们多闻博识，并且可以给予我们深刻和纯真的乐趣，这样的历史家的数目并没有如我们想原的那样多。其中如历史之父，就是历交的创始人希罗多德和修昔的底斯。上面已经讲到了，色诺芬的“万人退却”同样地也是原始的著作。凯撤的“战记”是一位伟大精神的简单杰作。在古代，历史家必然是伟大的军人和政治家，在中古时代，假如将处于政界中枢的主教们置而不论．历史家差不多尽是修道院中的憎侣，他们可以说是头脑单纯的编年史家，他们绝不参加积极的公共生活，相反地，古代的历史家却是积极参加公共生活的。到了现代，这些关系又完全改变了。现代的文化在本质上是有理解力的。能够把一切的事变立刻变为历史的表现。就我们如今讨论的这类历史来说，我们尽有各种生动、简单印明白的叙述——尤其是关于行军作战方面——足与凯撤的“战记”相提并论。至于它们叙述到战略机谋和作战环境时．其材料的丰富和本末的精详，甚至超过了凯撤的“战记”。还有法国人的“回忆录”也属于这一类。“回忆录”虽然记述琐屑的事情，但是作者都具有丰富精神的头脑。书中常常含有大量的遗闻轶事，极其肤浅狭隘，无足重轻。但是常常也有十足道地的历史杰作，例如红衣主教雷兹的“回忆录”，它涉猎所及的历史范围便广大得多了。德国绝少这类的名家，腓待烈大帝著有“今世通史”是一个卓越的例外。“回忆录”类的作者本应有很高的身分。有了这样的身分，才能够高瞻远瞩，看见一切。至于地位卑微的人，对于俗大的世界，只能够管窥蠡测，自然无从看到一切了。
(二)第二种历史可称为反省的历史。这种历史的范围是不限于它所叙述的那个时期，相反地，它的精神是超越现时代的。在这第二类历史之个，可以分出各种显然不同的门类。
1．研究历史的人大都目的在对于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或者整个世界的全部历史——简单的说来，就是对于我们所谓普遍的历史，考查它的梗概。在这里，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历史资料的整理。进行工作的人用了他自己的精神来从事这种整理工作；他这一种精神和材料内容的精神不同。因此，那位作家在叙述各种行动利事变的意义和动机时。他所依据的若干原则，以及决定他的叙事方式的若干原则，是特别重要的。这种反省的治史方法，及其连带的聪明的表现，在我们德国人中间，真是种类万殊。每一位历史家都是别出心裁，有他自己的特别的方法。一般来说，英国人和法国人知道，必须怎样写历史，他们比较上多半站在普遍的或者民族文化的立场。我们德国人就不是如此，每位作家竭力要发明一种纯属个人的观点。我们不去编著历史，老是劳神苦思，要发见历史应该怎样地编法。这第一类的“反省的历史”，假如仅仅以叙述一国的全部历史为目的，那末，就和前述的“原始的历史”最为相近。这类编纂(其中包括李维和狄奥多鲁斯·西库鲁斯的著作以从约翰·米勒‘的“瑞士历史”)假如做得很好，都有极大的价值。这一类历史家中最为杰出、可与第—类史家相比拟的．就是他们记述事变的生动．使读者仿佛亲历其境。但是一个属于不同的文化的历史家，他个人所持有的语调，常常不能随机应变，以适合他所记述的各个时代。这位作家的精神，不是他所记述的那些时代的精神。因为这个原故，李维书中让占罗马君王、执政和统帅们演说．好惊是李绍时代的聪明的辩护律师在演说，而与古代罗马的止统传说(例如麦泥尼阿·阿古利巴的寓言)形成显著的对比。同样地，李维又给我们以历次战役的叙述，仿佛他当真在场旁观；可是这些叙述的形形色色可以适用于任何时期的战役．而这些叙述的明白肯定却又同它们的不连贯和不一致相对照；这些毛病，就是在叙述主要的事实时，也免不了。这样的一位历史编纂家和一位原始历史家的不同，我们如果要知道，最好是把保存到现在的波里比阿斯各时期的记载，拿来和李维利用了这些记载加以扩充和删节的行文风格相互比较一下。约翰·米勒努力要对他所叙述的各时代，作忠实的绘画，以致他的历史，具有一种僵硬、呆板和迂腐的色彩。我们宁愿读老楚弟的著述，那里由的一切都比矫揉造作的古风要朴实得多而且自然得多。
一部历史如果要想涉历久长的时期，或者包罗整个的世界，那末，著史的人必须真正地放弃对于事实的个别描写，他必须用抽象的观念来缩短他的叙述；这不但要删除多数事变和行为，而且还要由“思想”来概括一切，借收吉简意赅的效果。一场血战、一次大捷、一番围攻，不再像先前那样的渲染铺叙．连篇累犊，而只是轻轻一笔，提过了事。例如李维叙述罗马人同服尔细人的多次战争时，他时或简短地说道：“这一年同服尔细人作战”。
2．第二类的“反省的历史”可以称为实验的历史。当我们研究“过去”的时代．研究遥远的世界，这时候一种“现在”便涌现在我们心头——这是精神自己活动后产生的，作为它自己劳苦的报酬。历史亡的事变各个不同，但是普遍的、内在的东西和事变的联系只有一个。这使发生的史迹不属于“过去”而属于“现在”。所以实验的反省，它们的本质虽然是非常抽象的，但是它们属于“现在”是确确实实的；它们使“过去”的叙述赋有“现在”的生气。这些反省是不是真有兴趣、真有生气，当然全看著变的人自己的精神如何。这里必须特别注意那种道德的反省——人们常从历史中希望求得的道德的教训；因为历史家治史常常要给人以道德的教训。不消说得，贤良方正的实例足以提高人类的心灵，又可以做儿童的道德教材，来灌输善良的品质。但是各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它们的利益、情况和纠纷复杂，却又当别论了。人们惯以历史上经验的教训，特别介绍给各君主、各政治家、各民族国家。但是经验和历史所昭示我们的，却是各民族和各政府没有从历史方向学到什么，也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每个时代都有它特殊的环境，都具有一种个别的情况，使它的举动行事。不得不全由自己宋考虑、自己来决定：当重大事变纷乘交迫的时候，一般的笼统的法则，毫无稗益。回忆过去的同样情形，也是徒劳无功。一个灰色的回忆不能抗衡“现在”的生动和自由。从这一点看起来，法国大革命期间，人们时常称道希腊罗马的前例，真是浅薄无聊极了。希腊和罗马时代的风气．比较我们时代的风气，相差很大。约翰·米勒在他的“普通史”和他的“瑞士史”中，曾经抱有上述那种道德的旨趣。他拟具了若干政治信条，作为各君主、各政府和各民族的教训(他编成了一部垂训和自省专集——他常在他的信札里，说起他在一星期中所编箴言的确实数目)；但是他不能够把他这部分的写作，算做他最好的成就。只有对于历史局面彻底的、开通的、广泛的眼光和对于观念深刻的意识(例如孟德斯鸠的“法意”)，才能够给予这—类的反省以真理和兴趣。因此、“反省的历史”一再出现，前后相继。任何著史的人都可以利用各种资料；各人都自信有能力去整理这些资料；而且每个人大概都把他自己的精神，算是那时代的精神。读者们读厌了这类反省的历史，每每喜欢回读不具任何特殊观点的一类记述。这类记述，当然有它们的价值，但是它们大多数只提供历史资料。我们德意志人是以这类记述为满足的。法国人就不是如此，他们显出卓越的天才，使往昔的时代重新复活，使过去和现状发生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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