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些分析中还可以看出，费尔巴哈是多麽错误，他（《维干德季刊》1845年第2卷）竟借助於“共同人”这一规定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把这一规定变成“一般”人的谓语，以为这样一来又可以把表达现存世界中特定革命政党的拥护者的“共产主义者”一词变成一个纯范畴。费尔巴哈关於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全部推论无非是要证明：人们是互相需要的，而且过去一直是互相需要的。他希望确立对这一事实的理解，也就是说，和其他的理论家一样，只是希望确立对存在的事实的正确理解，然而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却在於推翻这种存在的东西。不过，我们完全承认，费尔巴哈在力图理解这一事实的时候，达到了理论家一般所能达到的地步，他还是一位理论家和哲学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圣布鲁诺和圣麦克斯立即用费尔巴哈关於共产主义者的观念来代替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这样做的目的多少是为了使他们能够像同“产生於精神的精神”、同哲学范畴、同势均力敌的对手作斗争那样来同共产主义作斗争，而就圣布鲁诺来说，这样做也还是为了实际的利益。我们举出《未来哲学》中的一个地方作为例子说明既承认存在的东西同时又不了解存在的东西——这也还是费尔巴哈和我们的对手的共同之点。费尔巴哈在那里阐述道：某物或某人的存在同时也就是某物或某人的本质；一个动物或一个人的一定生存条件、生活方式和活动，就是使这个动物或这个人的“本质”感到满意的东西。任何例外在这里都被肯定地看作是不幸的偶然事件，是不能改变的反常现象。这样说来，如果千百万无产者根本不满意他们的生活条件，如果他们的“存在”同他们的“本质”完全不符合，那麽，根据上述论点，这是不可避免的不幸，应当平心静气地忍受这种不幸。可是，这千百万无产者或共产主义者所想的完全不一样，而且这一点他们将在适当时候，在实践中，即通过革命使自己的“存在”同自己的“本质”步调一致的时候予以证明。因此，在这样的场合费尔巴哈从来不谈人的世界，而是每次都求救於外部自然界，而且是那个尚未置於人的统治之下的自然界。但是，每当有了一项新的发明，每当工业前进一步，就有一块新的地盘从这个领域划出去，而能用来说明费尔巴哈这类论点的事例借以产生的基地，也就越来越小了。现在我们只来谈谈一个论点：鱼的“本质”是它的“存在”，即水。河鱼的“本质”是河水。但是，一旦这条河归工业支配，一旦它被染料和其他废料污染，河里有轮船行驶，一旦河水被引入只要简单地把水排出去就能使鱼失去生存环境的水渠，这条河的水就不再是鱼的“本质”了，对鱼来说它将不再是适合生存的环境了。把所有这类矛盾宣布为不可避免的反常现象，实质上，同圣麦克斯．施蒂纳对不满者的安抚之词没有区别，施蒂纳说，这种矛盾是他们自己的矛盾，这种恶劣环境是他们自己的恶劣环境，而且他们可以或者安於这种环境，或者忍住自己的不满，或者以幻想的方式去反抗这种环境。同样，这同圣布鲁诺的责难也没有区别，布鲁诺说，这些不幸情况的发生是由於那些当事人陷入“实体”这堆粪便之中，他们没有达到“绝对自我意识”，也没有认清这些恶劣关系产生於自己精神的精神。
康德：《宇宙发展史概论》，全增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第66页。
给我物质，我就能造出一个宇宙来。
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下卷，第三分册，孙秉莹，谢德风译，李活校，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115页~326页。
浪漫主义就是对非历史的推理及理性主义的形式逻辑的反抗。是感情和想象对纯理性主义的反抗，感情对形式的反抗，个人主义对体制专横的反抗，是为富于同情的创造性的想象呼吁，反对只讲形式和内容的做法。
理性主义者把国家看做是有条理的理性，浪漫主义者则把国家看作方便的民政机构。
浪漫主义（史学）……刚刚出现时原本是一种模模糊糊的东西，后来在各式各样的面目不清的冲力推动下，在古典规范意外发现了种类繁多的人性的价值。然而，就在这样的探寻和摸索中，在迄今尚无人注意的过去那些创作中，浪漫主义突然发现了自己的形式、意义和连贯性，从而为研究历史法则开辟了道路。
浪漫主义（史学）……刚刚出现时原本是一种模模糊糊的东西，后来在各式各样的面目不清的冲力推动下，在古典规范意外发现了种类繁多的人性的价值。然而，就在这样的探寻和摸索中，在迄今尚无人注意的过去那些创作中，浪漫主义突然发现了自己的形式、意义和连贯性，从而为研究历史法则开辟了道路。
把自我意识的实现看成理解历史的钥匙。
德国的大学搞的是“僧侣式的”和愚民政策。
法国浪漫主义学派在感伤主义和离奇的想象力方面搞得太过火；德国浪漫主义史家则不是这样，他们把中世纪史染上了一层落日余晖……
追求历史客观性的思想可以上溯到古希腊讽刺散文作家卢奇安，他在《论撰史》中极力主张历史学家的头脑应像一面明镜，历史学家的任务仅仅是以客观的方式，用文字记录下现成的事实，无须考虑叙述的方法，更不要虚构事情
他笔下的农民并不是像李维的历史中描写的那样的一位牧歌式的人物，而是一位有血有肉的财富创造者和国家支持者。
到19世纪中叶，兰克在德国史学界的影响实际上已达到最高点。德国大部分伟大的史学家，除少数例外，都是由他这位导师办的柏林大学研究班培养出来的。把兰克的弟子列一张表读起来就像一部史学界名人录……
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二卷，《德国的浪漫派》，刘半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69页。
懒散，任性，享受！这就是浪漫主义田野上触目皆是的三叶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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